四十岁以上的人，每把求学叫做读书；这读书，也就是四十岁以下的人所称的求学。（虽然四十岁只是一句含混话，并不极端附和钱玄同先生一过四十岁即须枪毙之说，但是到底隐隐约约有一条鸿沟，横在三五十岁中间的某一年或几年，也是不必讳言的事实。）

　　理由是：四十岁以上的人，一说到求学，即刻会引起他那囊萤映雪、窗下十年的读书生活，所以他以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以外无求学，要求学惟有读书。而四十岁以下的人，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新教育已经发现了曙光，知道求学不必限于读书，于是轻轻易易地，把年长者认为读书这件事，用求学两个字来代替了。

　　拿小学校来讲，校内功课共有七八种，国文只占七八种中之一种；国文之中，造句也，缀字也，默写也，问答也，而读书又只占四五种中之一种。中学、大学也如此，有试验室，有运动场，有植物园，有音乐会，有各种交际，种种分子凑合而成为所谓求学，读书更是其中的小部分了。

　　有的前辈先生说：学生只准读书，不准做别的事。试设身处地一想，青年学子要不要怒发冲冠，直骂他为昏庸老朽！因为青年一听见他这句话，立刻就要想到：“然则我们踢一脚球，走一趟校园，拿一支试验管也犯罪了，这还成什么世界！”其实呢，前辈先生口中的所谓读书，有一大部分也无非是求学，不过在他们壮年的时代，读书以外的求学确是少有罢了。

　　这两个字的关系并不很小。因为专心读书，第一，得不到活的知识。凡书上所有，虽假也以为真，反之则虽真也以为假，这是读死书的先生们的普通毛病。第二，身体一定不能健康。所谓求学，是游戏与工作间隔着做的。在游戏的时候，虽然似把所学渐渐地忘去，其实则是渐渐地刻深，凡是学习以后继以游戏的，则其所学必能格外纯熟。因所学纯熟而得到精神上的慰安，因精神上的慰安又影响于身体上的健康。所以专心读书的人决不会有健康的身体的。第三，专心读书的人一定不能在团体中生活。

　　这第三层最重要，学生到学校里去，不是去读书的，是去求学的，换句话说，就是去学做人的。人是社会的动物，学做人便是学习社会的生活，就是团体的生活。团体生活的要素，如秩序，如提案，如监察等等，都是非常切要的学问。团体生活要保持平安，第一须遵守秩序。章程法律虽然都是纸片，但潜伏着有莫大的势力，这势力本是团体中的各分子所给与的，却依然管束着团体中的各分子。所以各分子如果有扰乱团体安宁的事实，团体一定会有制止的实权，使秩序永远保持。但是各分子中如有真正不满意于团体进行的方向而想设法改良的，也不是没有方法，这方法就是提案。提案希望大多数的通过，所以有宣传，有各种运动，使大多数人对于现状感着不满，而对于新提案表示同情，于是而有不发一兵一卒而得着的人群的进步。这就是提案的功效。提案既经通过而尚有不奉行的，乃至被发现有违反议决案的行动的，于是有团体中的任何分子负着监察的责任。这种事例，讲起来非常简单，但孔孟之书里是不载的，前几年的教科书里也未必载，一直要到最近的三民教科书里也许会有。但是有什么相干呢？这全在于实地的练习。如果在学校生活时深知球场规则的，出来决不会在各种会场里捣乱，也不至于因一时的私利而起干戈的冲突。十几年来，中华民国的扰攘不出二途，即文人争国会，武人抢地盘是。从前在北京时，朋友间闲扯淡，有人研究这现象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我毫不迟疑地答复他，说这是因为国会议员与督军们都没有踢过球的缘故。这句话是顽皮的，意思却是庄重的。那时候的国会议员与督军们，都是旧教育制度下出身，的确一辈子只把读书当做求学，没有受过一毫好好的游戏教育、运动教育和团体生活的教育。

　　于今十余年了。情形还是没有十分大变。这次中央全体会议如果开得成，那自然是一天大喜；万一开不成，如果有人来问我，我还是毫不客气地答复他，这是因为中央委员都没有踢过球的缘故。

　　叫人读书的人现在还是遍地皆是呵！

　　书是前人经验的账簿，查阅起来当然可以得到许多东西的，但是前人有的爱上账，有的爱把账目记在肚角里，死的时候替他殉了葬。即使前人经验全在书里面，他的一点也只是浅陋的，我们要依着他走过的途径，在实验室里，在运动场里，在博物园里，在实际社会里，一步一步地向前进行。

　　研求呀，向着学问的大海！书籍只是海边上的一只破船，对于你的造船也许是有参考的用处的，但你却莫规行矩步地照着它仿造，因为这只是前人失败的陈迹，你再也没有模仿的必要了。

　　再过五十年，我相信，即使是白发老翁，也只有劝人好学，万不会再有人劝人读书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