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學少評，這是值得提倡的正確的求知態度。我們對於任何事物，如果不瞭解它們的情況，缺乏具體知識，首先要抱虛心的態度，認真學習，切不可冒冒失失，評長論短，以致發生錯誤，鬧出笑話，或者造成損失。這也是我國曆代學者留給我們的一條重要的治學和辦事的經驗。誰要是無視這條寶貴的經驗，就一定會吃大虧。

　　一般說來，實際動手寫一部書、做一件事等等，是相當不易的；而袖手旁觀，評長論短，總是不大費勁的。比如，古人寫一部書吧，往往盡一生的精力，還不能完全滿意。卻有一班喜歡挑剔的人，動輒加以譏評，使作者十分寒心。明代劉元卿的《賢奕編》中曾經舉過一個例子，最足以說明這個問題了。據說：

　　劉壯輿常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謂餘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餘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餘所以不敢當荊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這個故事在明代陳繼儒的《讀書鏡》中，有同樣的記載。陳繼儒並且感慨很深地說：

　　餘聞之師雲：未讀盡天下書，不敢輕議古人。然餘謂：真能讀盡天下書，益知古人不可輕議。

　　事實上，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比薛居正的《舊五代史》，篇幅少了一半還不止，而內容卻有許多獨到之處。這是不可抹殺的。然而，歷來挑剔是非的人多得很，而且有許多不能使被挑剔者心服，這是爲什麼呢？這難道不是因爲有許多人學問不深而性好挑剔，評長論短而不中肯要的緣故嗎？

　　儘管有的人自以爲知己知彼，很有把握，對於自己的學問覺得滿不錯，對於被批評的人從來看不在眼裏。但是，他可能還沒有想到，自己畢竟不是無所不知的，而對方也不會是老不進步的。因此，他在批評中稍一冒失就發生了錯誤。比如，宋代陸游的《老學庵筆記》中，提到王安石對人的批評，常常因爲輕視對方，出語冒失，就是明顯的例子。陸游寫道：

　　荊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故贈之詩曰：翛然一榻枕書臥，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雲：公雖不嘗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

　　可見王安石自己並不熟識李太白的詩句，輕率地批評別人，就不免鬧笑話。他看不起別人，竟至隨便給別人亂作蓋棺定論，真真豈有此理！

　　王安石是宋代革新派的大政治家。他有許多革新的思想，但是缺少實際知識和辦事的經驗。宋代張耒的《明道雜誌》說：

　　王荊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至有願幹太湖，雲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荊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貢父學士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荊公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公大笑。

　　在王安石當政時期，類似這樣的笑話還有不少。這些無非證明，王安石有許多想法是不切實際的。特別是他很不虛心，這一點可以說是他的大毛病。

　　我們從古人的經驗中，必須懂得一個道理，這就是：對一切事物，要多學習，少批評，保持虛心的態度。當然，這裏所謂多和少，只是從相對意義上說，不應該把它絕對化起來。但是，對於我們說來，任何時候都應該更多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並且虛心地向羣衆學習，在實踐中學習。至於對錯誤的以及反動的東西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那已經超出我們所說的問題的範圍，又當別論了。

　　但是，我們如果遇到不懂的事情，總要老老實實承認自己無知；發現自己有錯誤，就不要怕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明代陳繼儒的《見聞錄》說過一個故事：

　　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內用顏苦孔之卓語，徐公批雲：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前對曰：此句出揚子云法言上。公即於堂上應聲雲：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讀得書。遂揖秀才雲：承教了。衆情大服。

　　果然，打開《揚子法言》的第一篇，即《學行篇》，讀到末了，就有“顏苦孔之卓也”的一句。這位督學當場認錯，並沒有丟了自己的面子，反而使衆情大服，這不是後人很好的榜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