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名字？”
“名字就是紀幟。”
“幹什麼事的？”
“倘幹了別的好事，我就不站在你法官的面前呵。乾的事就是革命。”
“革命是你犯罪——”
“我革命就是爲來犯罪。”
“你於士農工商之中——”
“一個禮拜以前，我坐洋車到學校去上課——”
“是當教員還是做學生？”
“從洋車上跌下來了，腦殼裂了一個大口。”
“這些話不是你所要答的。”
“法官，這於我的犯罪很有關係。”
法官明知道犯人並不是一個瘋子，也不是有意來裝瘋。
“於你的犯罪很有關係？——你說！”
“腦殼裂了一個大口。洋車伕趁我還是倒在地下沒有爬起來，一溜煙跑了。其實他不跑，我也不同他扯皮，反正已經跌破了，是不是？這可見我不配做一個革命黨呵，哈哈哈。我是一個科學家，真的科學家。但我這並不是想法官減輕我的罪，我現在是革命黨，昨天拿起手槍在這禁城裏亂放，實在是我做領袖。……一個禮拜以前，我是科學家。我爬起來，摸一摸腦殼，滿手是血，我知道不得了，腦殼跌破了，一看，不見我的洋車伕，——法官，你忍耐一下，聽我說下去，這實在於我的犯罪很有關係，好比這春天的樹，你看它綠得茂盛罷，但去年冬天括大風下大雪時候的樹，切不要忽略看過，缺少了那一天，甚至缺少了那一刻，也許它現在不能夠這麼綠。……我雙手捧住我的腦殼，想起我的洋車伕真有趣，溜了。我又想起我的一個朋友，他爲了坐洋車曾經寫過一篇小說。他的洋車伕是撞跌了過路人，但他的洋車伕不但不跑，他很可以跑，而他卻要把那跌倒了的人扶起來，直到警察都來了。所以我的這位朋友忽而變爲托爾斯泰之徒，對人類抱了希望。法官，我的事情是真的，我的朋友也是真的。噯呀，這不像供詞，像lecture，對不起，對不起。腦殼跌破了怎麼辦呢？只有到醫院裏去呵，於是我到醫院去。醫院的大夫倒使得我發惱，因爲他看着我流血叫疼——我不是說他應該憐恤我，我不喜歡這樣意思的字，這個我可以找出許多證據來，好比莎士比亞的KingLear這齣戲，裏面一個裝瘋的Edgar，我很愛，出在他的口裏竟有pity一字，我卻讀得不免掃興。噯呀，話又說遠了。大夫使得我發惱，因爲他說要照號數來，我是一百幾十號，差不多是最末一號。我也只得等呵。大夫說我的腦殼非縫不可，令我大吃一驚，——同皮匠縫鞋一樣的縫，不疼死人嗎？我也只得讓他縫呵，還要我籤一個字。我以爲我到底不是一隻鞋，縫總得上麻藥，誰知道用不着上麻藥，在醫院裏這樣的創傷簡直不能算做一件事。法官，我就遵着吩咐那麼躺下去，像一隻豬，心裏害怕，‘疼呵，疼呵，’等候他一針一針的縫。一面我又想，以《遊戲》著名的日本的森鷗外，倘到了這地位，不知是否也還是遊戲？——這都是我所要說的話，請法官一句一句的記下來。”
“自然都要記下來。但你爲什麼加入革命黨呢，敢於在這禁城裏暴動？”
“法官，你還不明白嗎？就是爲了縫腦殼。沒有這一回事，我恐怕不致於丟了科學家來做革命黨，來犯罪。我離開跌破我的腦殼那塊地方的時候，我還想，倘若我僱了一個小心的洋車伕，我的腦殼就不致於跌破，現在想起來，天下事真有趣，——法官，不知怎的，我忽然記起了惟物史觀四個字，但這決不是我加入革命黨的原因，雖然我也相信惟物史觀。我始終只喜歡科學家這個名字，萬一掉一個，說是藝術家也可以。”
“你同張三是一起嗎？”
“我以爲這一層用不着我提起，——法官不記得嗎，你們槍斃張三，就是一個禮拜以前的事，槍斃他的時候，正是我在醫院裏縫腦殼的時候。但是張三不認識我，我頗知道他。我從醫院裏出來，看見賣報的小孩大聲喊‘號外！’叫我花四個銅子看好消息，我一看，唔，人殺了一個人。——哈哈哈，法官，什麼時候槍斃我呢？一粒子彈鑽進去，我想決沒有什麼疼，我不曉得我心裏害不害怕：‘疼呵，疼呵’。總之，一粒子彈，我就鞠一個躬。這一鞠躬，人們說我是對張三鞠的，我也不否認。我這樣的人反正無論幹什麼事都沒有什麼大意思，所以決說不上犧牲二字。但是，法官，我對於你也很抱歉，——你大概還得長久長久的做法官下去罷。我也算是在法官的案卷當中備了一個案。”
“總之你自認是昨天暴動的主犯——”
“是的，——我很想法官趕快執行纔好，因爲我這樣的人倒享慣了自由。在這裏雖然也無人能使我不自由，但我也要身體的自由。老是關着審判總不行。”
法官想：犯人大概以“死”也爲身體的自由。
（一九二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