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国故的方法

  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实有以下二种原因:一,古今比较起来,旧有的东西就很易现出破绽。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这样,当然不能引起青年们的研究兴趣了。二,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哲学也是如此。就是文学一方面,《诗经》总算是世界文学上的宝贝。但假使我们去研究《诗经》,竟没有一本书能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资料的。原来中国的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做的。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我很望诸君对于国故,有些研究的兴趣,来下一番真实的工夫,使彼成为有系统的。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能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

  “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我们要明了现社会的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古人讲,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种方法:

一、历史的观念


  现在一般青年,之所以对于国故没有研究兴趣的缘故,就是没有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彼做历史看。清乾隆时,有个叫章学诚的,著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来说:“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本了历史的观念,就不由然而然的生出兴趣了。如道家炼丹修命,确是很荒谬的,不值识者一笑。但本了历史的观念,看看他究竟荒谬到了什么田地,亦是很有趣的。把旧书当做历史看,知彼好到什么地步,或是坏到什么地步,这是研究国故方法的起点,是“开宗明义”第一章。

二、疑古的态度


  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譬如《书经》,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别。有人说,《古文尚书》是假的,《今文尚书》有一部分是真的,余外一部分,到了清时,才有人把它证明是假的。但是现在学校里边,并没把假的删去,仍旧读它全书,这是我们应该怀疑的。至于《诗经》,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删剩十分之一,只得了三百篇。《关雎》这一首诗,孔子把它列在第一首,这首诗是很好的。内容是一很好的女子,有一男子要伊做妻子,但这事不易办到,于是男子“寤寐求之”,连睡在床上都要想伊,更要“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呢!这能表现一种很好的爱情,是一首爱情的相思诗。后人误会,生了许多误解,竟牵到旁的问题上去。所以疑古的态度有两方面好讲:一,疑古书的真伪。二,疑真书被那山东老学究弄伪的地方。我们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我们知道,(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是没有错误的。假使信而错,那就上当不浅了!自己固然一味迷信,情愿做古人的奴隶,但是还要引旁人亦入于迷途呢!我们一方面研究,一方面就要怀疑,庶能不上老当呢!

  如中国的历史,从盘古氏一直相传下来,年代都是有“表”(Table)的,“像煞有介事”,看来很是可信。但是我们要怀疑,这怎样来的呢?根据什么呢?我们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究其来源怎样,要知道这年月的计算,有的是从伪书来的,大部分还是宋朝一个算命先生,用算盘打出来的呢。这哪能信呢!我们是不得不去打破彼的。

  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土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

三、系统的研究


  古时的书籍,没有一部书是“著”的。中国的书籍虽多,但有系统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都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

  有人说,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进步,这话荒谬得很,足妨害我们研究的兴趣。更有一外国人,著了一部世界史,说中国自从唐代以后,就没有进步了,这也不对。我们定要去打破这种思想的。总之,我们是要从从前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里边,以客观的态度,去寻出系统来的。

四、整理


  整理国故,能使后人研究起来,不感受痛苦。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

  (一)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

  (二)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

  我们研究国故,非但为学识起见,并为诸君起见,更为诸君的兄弟姊妹起见。国故的研究,于教育上实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虽不能做创造者,我们亦当做运输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人是不可少的。

1921年7月于南京东南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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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胡适
Type: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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