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盧德偉格、法國之莫爾亞、英國之施特拉齊）
英國十八世紀有一位文學家大概是Fielding（菲爾丁）吧曾經刻毒地調侃當時的傳記文學。他說在許多傳記裏只有地名，人名，年月日是真的，裏面所描寫的人物都是奄奄一息，不像人的樣子；小說傳奇卻剛剛相反，地名，人名，年月日全是胡謅的，可是每個人物都具有顯明的個性，念起來你能夠深切地瞭解他們的性格，好像他們就是你的密交膩友。小說的確是比傳記好寫得多，因爲小說的人物是從作者腦子裏跳出來的，他們心靈的構造，作者是雪亮的，所以能夠操縱自如，寫得生龍活虎，傳記裏面的人物卻是上帝做好的，作者只好運用他的聰明，從一些零碎的記錄同他們的信札裏畫出一位大軍閥或者大政客的影子，自然很不容易畫得栩栩如生。我想天下只有一個人能夠寫出完善無疵的傳記，那是上帝，不過他老人家日理萬機，恐怕沒有這種閒情逸興，所以我們微弱的人類只得自己來努力創作。
可是在近十年裏西方的傳記文學的確可以說開了一個新紀元。這段功勳是英法德三國平分（中國當然是沒有份兒的）。德國有盧德偉格（Emil Ludwig），法國有莫爾亞（André Maurois），英國有我們現在正要談的施特拉齊（Lytton Strachey）。說起來也奇怪，他們三個不約而同地在最近幾年裏努力創造了一種新傳記文學，他們的作品自然帶有個性的色彩，但是大致是一樣的。他們三位都是用寫小說的筆法來做傳記，先把關於主要人物的一切事實放在作者腦裏熔化一番，然後用小說家的態度將這個人物渲染得同小說裏的英雄一樣，復活在讀者的面前，但是他們並沒有扯過一個謊，說過一句沒有根據的話。他們又利用戲劇的藝術，將主人翁一生的事實編成像一本戲，悲歡離合，波起浪涌，寫得可歌可泣，全脫了從前起居注式傳記的乾燥同無聊。但是他們既不是盲目的英雄崇拜者，也不是專以毀謗偉人的人格爲樂的人們，他們始終持一種客觀態度，想從一個人的日常細節裏看出那個人的真人格，然後用這人格作中心，加上自己想象的能力，就成功了這種兼有小說同戲劇的長處的傳記。膽大心細四字可作他們最恰當的批評。
新傳記文學還有兩點很能夠博得我們的同情。他們注意偉人和普通人相同的地方。他們覺得人性是神聖的，神性還沒有人性那麼可愛，所以他們處處注重偉人的不偉地方。盧德偉格的傑作哥德傳（Goethe）又叫做《一個人的故事》（The Story of a Man），把一位氣吞一世的絕代文豪只當做一個普通人看，也可以見他們是多麼着力於共同的人性。這麼一來，任何偉大的人在我們眼中也就變作和藹可親的朋友了，不像一般傳記裏所寫的那樣別有他們的世界，拒人於千里之外。還有一點是他們都相信命運的前定，因此人事是沒有法子預計的，只有在事後機會看出造化播弄我們的痕跡，所以他們的作品帶有愁悶的調子，但是我們念他們作品時候．一看到命運的神祕，更覺得大家都是宇宙大海狂風怒濤裏一隻小舟中的旅伴，彼此平添了無限的同情，這也可以說是這三位新傳記大家的福音。
施特拉齊在這三位中間可說是老前輩。他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大人物》（Eminent Victorians）是在一九一八年出版的，他的傑作《維多利亞皇后》（Queen Victona）是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他的描寫是偏重於大人物性格的造成同幾個大人物氣質的衝突和互相影響。現在他又用他精明的理智同犀利的文筆來刻畫伊利沙白皇后同她的嬖臣厄色克斯的關係。伊利沙白因爲國內新舊教的紛爭同許多旁的緣故不能嫁人，但是她又是個搔首弄姿，顧盼自喜的女子，所以宮廷裏有了許多年輕英武的寵臣，有名的Sir Walter Raleigh是她早年的倖臣，厄色克斯卻是她晚年時候的得意人。可惜他們年紀相差四十餘歲，厄色克斯充滿了青春的熱血，想漫遊異國，建功海外，伊利沙白卻要他滯在宮裏做伴，不許他和他的夫人同居，因此引起種種的衝突，最後厄色克斯想借民衆力量來恢復他已失的地位，伊利沙白震怒之下，將他判決死刑，劊子手利斧一揮，抓着頭髮，把首級高舉起來，喊道：“上帝保佑我們的皇后（女王）！”這是炙手可熱的權臣的末途。我們知道伊利沙白可說是英國最能幹的君王（現在皇帝當然是除外），施特拉齊在這本傳裏說：“她是個兇猛的老母雞靜靜地坐着孵出英國，英國的生氣勃勃的精力在她的翅膀下很快達到成熟的地步。”厄色克斯具有玉樹臨風的丰采，自己寫過綺麗的詩詞，許多當時文人《仙后》的作者Spenser（斯賓塞）同莎翁的前輩Ben Jorson都受過他的恩惠，此外還有一位老奸巨猾的政客倍根那五十幾篇精練深思，包含無限世故的Essays作者做他的顧問。把性質這樣不同的兩人聚在一起，自然是沒有平安日子過的，但是因此兩人的性格也更見顯明，施特拉齊寫時也更覺得意味無窮，我們念時自然也免不了神往於三百年前這段公案。
中國近來也很盛行用小說筆法來寫歷史。那一班《吳佩孚演義》等當然可以不必論，就是所謂哄動一時的佳作。像楊塵因的《新華春夢記》，天笑的《留芳記》，也無非是摭拾許多軼事話柄，作者對於所描寫的人物總沒有做什麼深刻的心理研究，所以唸完後我們不能夠有個明瞭的概念，這些書也只是哄動一時就算了。再看一看比較好一點的記載像《清宮二年記》《乾隆英使覲見記》《慈禧寫照記》《李鴻章遊俄日記》等都是外國人寫的，實在有些慚愧，希望國人丟開筆記式的記載，多讀些當代的傳記，多做些研究性格的工夫。
原載1929年5月10日《新月》第2卷第3號，署名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