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要想大致说明白了北京的十年变化，必须写厚厚的一本书。而且没有一个人会写这本书，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那么多的事，足以源源本本地介绍一切。单说上下水道的建设，就够一位专家写成一本书的；不是吗？
我看哪，我顶好说点家长里短吧。我有不少久住北京的亲友，假若他们的生活习惯有所改变，就足以证明他们的思想、感情也都有了变化。换句话说，他们受了革命教育。
您以为打苍蝇这件事简单吗？可不简单！就拿王大妈说吧，在从前，她天天要给财神与灶王上香，每逢初一、十五要吃素，手不肯抹死一个臭虫，脚不踩坏一个蚂蚁。您看，她肯去打苍蝇吗？可是，现在她居然积极参加街道上的除四害工作，时时刻刻向苍蝇、蚊子进攻。
王大妈变了。她懂得了清洁卫生的重要，知道了苍蝇是可以要她的命的坏东西。她若不亲自动手去消灭苍蝇，苍蝇就会消灭她。她不再磕头祷告神明，而拿起苍蝇拍子来。这个变化不小！王大妈在思想上大概跃进了一百多年！假若她还相信因为她得罪了苍蝇，阎王爷就可能叫她下辈子转生为小猫小狗，她可怎能理直气壮地去争取作个灭蝇的模范呢？不，她不信那老一套了。她放弃了只为自己积德求福的办法，而代之以干些有益于别人也有益于自己的事情。这可不简单！她这么转变了，因为她遇上了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叫王大妈一跃而前进了一个多世纪！
再看李大妈吧。她倒不相信苍蝇死后可能到阎王爷那里去告状，她相信“没脏没净，吃了没病”。她认为打苍蝇是多此一举。可是，她近来居然向王大妈挑起战来，看卫生红旗先到谁的手里。她的“没脏没净论”彻底地被更高的理论与实践给驳倒。她要求身心一致干净，不能落后于王大妈。当然，王大妈在说服李大妈这件事上是有相当功劳的。
每一条街上都有不少王大妈与李大妈，于是北京就基本上消灭了苍蝇。当然，王大爷与李大爷和王大嫂与李姑娘也并没袖手旁观。全北京的人民都受了清洁卫生运动的教育，全北京的大街小巷也就都干净起来。这真是移风易俗的事体。
上面所说的不过是移风易俗的一个例子。别的例子还多得很。
前几天，我看见一位骑自行车的几乎碰着一个小姑娘。小姑娘躲开了，可是她手上托着的豆腐掉在了地上。骑车的立住了，小姑娘也立住了，都没出声。一位立在路旁的人向他们点点手，没说什么。骑车的向路边靠了靠，小姑娘跟过来。路旁的那位看了看她，确是没有碰着，于是指了指地上的豆腐。骑车的拿出一毛钱来，交给了小姑娘；笑了笑，上了车。小姑娘向路旁人点点头，转身去再买豆腐。路旁人还立在那里，也许是在等着什么人。
社会主义造英雄。我们天天处处出现新的英雄与英雄事迹。上面提到的一语未发而解决了问题的小故事里并没有英雄。可是，即使这么小的一件事，也只能发生在今天。您若不信，我可以按照旧社会的规律从新安排一下这件事：小姑娘一见豆腐掉在地上，必定大哭起来。骑车的呢，十之八九是加速蹬车，飞跑而去。假若他难以脱身，他必大喊大叫，把过错完全推到小姑娘身上去。于是，就围上许多人，袖手看热闹。及至“观众”增加到站满了马路，断绝了交通，警察才姗姗而来。问题还不能解决。直到小姑娘的家长来了，才一齐上了派出所，后面跟着一群“观众”。
我一点也没想夸大其词。在旧社会里，我天天可以看到与此类似的事情。现在，小姑娘准知道会有人替她说理，她何必哭呢？骑车的准知道，不要说碰了人，就是碰了豆腐，也必须站住赔礼。路旁人准知道，他必须帮助小姑娘，而且不会因此招来闲气；今天绝对不会有把送殡的也埋在坟地里的事情了。由于党的教育，社会风气变了。
十年来，在街上打架斗殴的，酗酒滋事的，招摇过市的，越来越少了。我们的街道干干净净，人民的举止言谈也干干净净。这使我更爱北京了。在解放前，我糊口四方，老想念着北京，而又怕回来。一回到北京，去听听戏，或逛逛公园，就许招一肚子气。在戏院里，正如在电车上，没有票的个个威风凛凛，有票的反倒活该受欺侮。不要说自己挨了打骂，就是看着那个情景，心里也堵得慌——为什么到处是这样不合理呢！我多么喜爱北京啊，可是北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吗？因此，每次回来就必定伤一次心！
现在呢，每逢我上街走走，总会增加不少喜悦。不管是去理发、洗澡，还是买点东西，我的面前总是许多笑脸，跟到了家里一样。假若笑脸与客气话都是例行公事，那便虚伪无可取。不，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诚于中形于外的，的确从心里愿意为别人服务。每个人的笑容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朵心花，不是勉强作态。是的，这使人到处如坐春风，心中不但得到温暖，而且随时增加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党的感激！
人与人的关系起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当一位服务员热情地伺候了我之后，我没法子不想伺候伺候他。我不会卖东西或理发，可是我也有我的工作。我要把我的工作作好，作为向服务员们的酬谢。我个人是这样，我想全社会的人都是心同此理。要不然，短短十年内北京怎么会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人与人的关系既变，人的无聊的负担就减轻许多，可以把精力集中地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去了。想想看，在旧社会的家庭里，要有多少规矩啊。不要说遇上婚丧，须闹得人仰马翻，乃至倾家破产，就是在平日里，婆媳之间，父子之间，也往往因小小的失礼而争吵不休。今天呢，谁都争取出去作点事，人与人的关系不再由虚伪的规矩束管着，而是由新的风气鼓舞着，都要各尽所能地去为社会服务。不要说青年男女，就是老人们也不肯完全闲着。是呀，王大妈和李大妈不都尽心尽力地作街道工作吗？这么一来，大家就都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要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男女老少的眼睛不专看自己的家里，而看到全胡同，全北京，甚至全国了。眼睛看得远，心里自然会亮堂，再也不在那些无聊的规矩上多捣什么乱了。于是，家庭就更和睦，邻里就更亲热了，向来被视为落后的大杂院反倒成为红旗高扬的模范院子了。人人相爱相助，难道不是最大的幸福么？
是呀，在这幸福的环境里，游手好闲就很不体面了。从我能够记事的时候起，直到解放前，有不少北京人是以游手好闲为荣的。在他们眼中，谁横草不动，竖草不拿，谁的命好。当然，他们的手也不能永远不动。他们会打牌，和往嘴里送好吃的东西。他们的生活意义就是消磨时间。他们的一天也等于二十年，光闲着没事作嘛。他们不创造历史，而等历史结果了他们。由他们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到我们的一天等于二十年，是多么大的变化呀！
劳动光荣代替了有闲为荣。只有这样，整个的北京才亲如一家。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肯出力的都是兄弟姐妹。人人仿佛都觉得我是北京的，北京也是我的。我尊敬一切肯劳动的人，一切劳动的人也尊敬我，只要我不游手好闲。这是多么美丽的光景呀！谁跟谁都是同志，朋友，相逢不必曾相识，就伸出手来亲热地互握。这是多么可喜可爱的现象啊！
虽然我生在北京，爱北京，可是在十年前我也有时候觉得这种爱是主观的，并不一定对的。现在，每逢走在街上，我就好像摸到了生命的真实意义：是的，人是应该这样活着，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用劳动与智慧创造自己的与大家的幸福，叫明天比今天更幸福！我对北京的爱不再只寄于美丽的园林与金碧辉煌的宫殿了。最美丽的是今天的人民！北京的确可爱了，并非是我个人的主观。
在十年或二十年前，尽管是生在北京的人，也不可没有戒心：对一个生人，顶好把自己的嘴闭得严严的。一句错话就会惹出祸来。去买一件东西，也须留神不要受骗。你住在故乡，却得提防一切。今天，你可以高高兴兴地去上你要去的地方，一点也不必顾虑。那久被恶霸流氓割据的天桥，和漫天要价的市场，也都跟别的地方一样了，都是一团和气，言无二价。前贤们所描绘的乌托邦的某些美景实现在你的眼前，可是比乌托邦更真实可靠。你没法不想把“君子之德风”改成为“人民之德风”，而且是和畅的东风，使一切欣欣向荣，生生不已。
似乎还得回到王大妈与李大妈的事情上来。不提到她们，我几乎没法子结束这篇短文。不错，我诚心地愿向一切翻了身的人道喜；可是，看到北京的和全国的妇女的解放，我不能不狂喜了。自古代到解放前，妇女不是比男人受的委屈更大更多吗？只有妇女得到解放才足以证明我们的社会制度的确优越。是呀，有什么能比我们今天的妇女更美丽的呢！看看她们，几十年前还得连笑都不该露齿，今天却和男人同样地担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这难道不是个梦么？的确不是梦，而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一听到邻居的二凤要到新疆去勘探，或侄女小兰考中了舞蹈学校，去学芭蕾舞，我就笑得闭不上嘴。这些小姑娘们简直是推翻了一部二十四史，而正在另写一部新史呀！在从前，王大妈和李大妈所日夜焦思的不是怎么给女儿找个好婆家吗？今天，老大娘们可省了心。她们的姑娘跟男子一样的顶天立地啊。假若我是诗人呀，我会每天写多少首最美的诗，去赞颂与鼓舞我们的姐妹们。尽管我不会作诗，我还是用戏剧表扬了她们。在剧本中我描写过不少妇女。都没有写好，是的。但是，不管我的笔有多么笨，我也要写。我好像要替旧历史向她们道歉，为新历史向她们贺喜。这话并没有自夸的意思，我的确是欲罢不能，我非写不可，尽管写的不像样子。妇女解放，这是多么不平凡的事啊！
社会风气在变，越变越好。对于我这由旧社会里过来的人说，我的确是由暗室中出来，走入了风和日朗的新天地中。北京是这个新天地的首都。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在这里。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北京人民树立起史无前例的新风气。这篇短文实在写的凌乱，因为我激动。原谅我吧！我还有千言万语，但是不再说下去，因为我已不能控制自己，非马上欢呼不可了。我欢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原载1959年9月2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