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苏轼逝世八百五十年
一 时代与苏轼
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历应该是一〇三七年年初；死于一一〇二年，活了六十六岁。今年七月，正是他逝世之后的第八百五十年。
苏轼所经历的是北宋经学、文学最昌盛的时代。那时经学方面有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王安石等历史上有名的经学家。宋太祖赵匡胤惩于唐代藩镇灭国之祸，生怕武将权力大了会抢他的天下，于是崇文抑武。从赵普一句什么“以半部《论语》致太平”开始，宋朝便加意提倡儒学，以儒学为其统治国家主导思想。所以经学十分发达，大官差不多都是奉行经学的。文学方面则有欧阳修、苏轼、苏辙、王安石、黄庭坚、秦观，这些也是历史上特出的作家。他们之中，除少数如王安石外，其作品都在精神上或多或少继承了李白的余风。（苏轼曾说欧阳修诗赋似李白）。尽管他们在感情方面比李白柔软细腻了，在境界方面比李白狭窄了，他们一般地缺少李白的气魄；甚至在技术方面，多数人与李白不同，许多地方反是学了杜甫。可是李白那种带有道家气味的浪漫精神，在宋人诗词中，是到处可以闻到的。他们在政治思想及作风方面，被儒家弄得逼逼窄窄；但在文学方面，则或多或少把李白的精神来满足自己。
当时国家的政治情况表面上是一派平静，好象国泰民安。而实际上宋朝致命的外患则正在酝酿。当时契丹虽然是开始在走下坡路，却每年还要宋朝送它许多金帛作为给予和平的代价。而赵元昊在西北叛变，自立西夏国，宋朝非但对之毫无办法，并且每年还要献他二十余万两的金帛，有时甚至割地以求相安。内政方面，一天到晚讲经学，讲尧舜周孔，而苛捐杂税，水旱蝗螟，弄得人民不能生活。王安石为了挽救这种情势，主张并实行大举变法，以求富国强兵。但是他既不能够使政治界和思想界对他的主张取得一致的看法，同时他的主张，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之下，如何能全部行得通，他自己也没研究。因此，几个皇帝一换（自一〇三六年至一一〇二年，宋朝一共递嬗了五个皇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其中还有个宣仁后在哲宗做皇帝的头几年摄政临朝），他的新法也就跟着或是全部被采用、或是全部被废止。国家的大政方针及具体政策，都是朝令夕改。这使得国家和人民的情况愈来愈糟了。
这种政治的文化的条件，大大影响了苏轼的生活及思想。他的思想是二元的：一面是搞经学，做儒家；另方面是好诗酒，爱自然、讲庄周、陶潜、李白。在经学方面，他并没有弄出道理来，仅仅作了《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及《书传》，都没起大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儒家人物，他对当时的政治所采取的态度，基本上是跟司马光走，主张按祖宗的老法子办事，不要轻易改动，大肆骚扰。他讽刺王安石是用法治，不是儒治。他和王安石的变法派是这样对立起来。这造成了他两次被贬，并且坐牢受刑的根源。其次，他虽然也讲尧舜孔孟，但是他的道家的浪漫精神，又使他对程颢、程颐这些反变法派的老夫子们死死板板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教条主张看不顺眼，老是争吵，得罪人甚多，这就是所谓“洛蜀之争”。“洛蜀之争”和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尖锐对立，给苏轼在东京（北宋的首都，现在的开封）树立了许多敌人。他在东京站不住脚，经常请求外放。苏轼自二十五岁做河南福昌县主簿时起，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也就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所唯一能有的事业生活。到他死时，一共是四十一年。这四十一年中，他只有八年左右是在东京皇帝面前做官；十一年是在贬谪中，其中五年在黄州，六年在惠州及海南岛；其余二十二年除为老苏守丧两年多以外，全是在外州外县做官，治理民事及很少一部分军事。
近二十年的吏职生活，大大的发挥了他对待现实的积极态度，展开了他与人民的关系。他在政治上自己没有一套方针政策，但是在他担任吏职的时候，他却是投身在消除水旱蝗螟的搏斗之中，从事于减消人民的痛苦、解决人民的问题的实际工作。他把自己卷在人民的命运里面，亲自动手。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从李白乃至于庄周所得来的浪漫不羁的精神，又使他对这种辛苦负责的吏职感到很大的苦恼和拘束。此外，国家总的情况不能改善。他主张打西夏，而政府一味屈服。新法又执行得不好，因为当时社会条件不够，最显然的是在剥削社会里不可能产生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使这些办法，其中特别是青苗法与市易法，达到其可能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目的。所以，王安石的新法之执行，不但没有产生富国强兵的效果，并且使国家愈来愈弱，使人民受了更多的损害。这个总的情况，使苏轼一面在民事上辛苦勤劳，毫不放松；一面又觉得劳而无功，无补于事，不如道家之放浪形骸者为佳。显然的矛盾折磨他一辈子，几乎是到死未能解决，尽管这种矛盾并没有影响他的旷达的乐观的态度。
一一〇一年，宋朝换了一个新皇帝：哲宗死了，徽宗上了台。苏轼从五十九岁起就开始了的岭南放逐生活于是结束。他从岭南被赦北徙，回到他所心爱的江南，在路上花了一年之久，发生了痢疾，一一〇二年七月死于常州。
这就是苏轼的时代和苏轼自己。
二 苏轼与人民的关系
后代人喜爱苏轼，表彰苏轼，一般总是从他的诗文着眼。大家喜好他的不事雕琢、来去自如而能恰尽真实的文笔，象“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后赤壁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无一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许多人为他那种时时是“雨过潮平江海碧”（《望海楼远景》）的旷放胸怀所摄收，以为从他才能够看到广远的境界；甚至于他那些纵横捭阖，抑扬慷慨的史论，也都曾使人流连不置。出身于剥削社会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容易只去注意这些东西、爱好这些的。因为他们自身受着剥削和压迫，同时又剥削与压迫人民，毫无出路，感觉社会是一个其大无边、满着尘埃的蛛网，自己则粘在这个网上。苏轼写出来的东西，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苏轼所被强调了的一面，代代相传下来，他变成了一个似乎完全对人民不负责任、只顾自己放肆享乐的野人。而他那与人民关系、人民所要求知道的一面，尽管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面，反而很少被提及。这就是他那二十年的吏职生活，以及十年以上的放逐生活中所表现的一些东西。
苏轼对于人民的疾苦是非常之关心的，他时时歌唱人民的痛苦与欢乐。当他二十七岁时，在凤翔做官，出去到各地决囚，在路上逛了一个李姓的大花园，听说这园子是强占民田弄起来的，他悲愤地写了一首诗，详细描写了里面的豪华布置，然后说道：
当时夺民田，失业安敢哭！谁家美园圃，籍没不容赎？此亭破千家，郁郁城之麓。
（《李氏园》）
上面说到他决囚，他到杭州通判任内时，看见大年夜里系狱的囚人太多，于是要通宵把他们都办完，好让他们能回家过年。他一面审查囚人，一面悲叹：
除日应归休，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狱中囚。小人营餱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
他的时代本是表面太平，表面还不算太穷困的。但是苛捐杂税所造成的痛苦，已经是不能掩盖的事实。他四十五岁时，在东京打完了官司，从牢里放出来，谪贬黄州，路过蔡州遇雪，就把沿路所见惨状，总括在四句诗里面：下马作雪诗，满地鞭棰痕，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
因为他曾经以诗文讽事得罪，他只敢这样笼统的写出他沉痛的心情。他一面感受人民的痛苦，一面又时时怨自己无补于时艰。这种心情，在他和一个朋友孙侔唱和时表现出来：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
他不但是怨自己，也怨政府：
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劳处处避嘲讴。河吞巨野那容塞？盗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应惭孔孟，扶颠未可责求由。
（《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
就是因为这一类的怨辞，他的仇人们便假借他到湖州上任谢表中的几句话，说他老是诽谤皇帝，把他抓起来，拷打一顿，并贬了黄州。他的家给人气不过，把他的诗文几乎烧光了。
但是他并不是光看到人民的痛苦的，人民的欢乐，他也能以同人民一样快活的心情唱出来。在吏职任内，他时常要祷旱祈雨。他不信祈祷，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得了雨，他就这样高兴：
不知雨从何处来？但闻昌黎百步声如雷。试上城南望城北，际天菽粟青成堆。饥火烧肠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应》）
他时常要同旱灾和蝗虫搏斗，一下子见了应时的雪，他立刻想到：
玉花飞半天，翠浪舞明年，蝗螣无遗种，流亡稍占田。
（《和田国博喜雪》）
观察和歌唱人民的哀乐，并不即等于投身到人民的哀乐中去，解决人民的苦难。苏轼争取外放，不肯留在东京，或者不是为了去参加人民的生活斗争，但实际上他却没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这样做。宋朝为了剥削人民，充盈府库，重要盐区的产盐都要官卖。从南到北运官盐的河，时常要挖。苏轼本来反对官卖盐，但不能不带老百姓去挖河。他写诗抱怨盐事妨害老百姓的农耕，同时和老百姓一起，在泥汤里跑，名为监督，实际上是去与他们共患难。这是他其他的事迹所证明了的态度。他深知官卖盐的祸害，便以地方官了解民情的身份，去反对官榷。当他知密州（山东高密）时，他给宰相韩琦上书，请求把官榷给与老百姓。后来又给文彦博上书，请求至少山东盐不要官卖。两书从头到尾，详细地极陈人民的痛苦，并催他们自己拿定主意，停止官榷。要把意见发到下边去讨论，免得耽误时间。但是官榷还是照样进行。
在与水斗争方面，苏轼是杰出的。人们都知道，他第二次去杭州当知州时，把西湖水与几条河流沟通，并挖了西湖，筑了苏公堤，使杭州城内，从此永远绝了水患。他知徐州时，一下遭逢了河决，他给朋友用四句诗写那水势：
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鹍。
（《答吕梁仲屯田》）
水很快就围了城。这时候，有钱的人都要跑，苏轼不让他们走。他亲自走到兵营去调军队守城。同时，他自己搬到城上去，搭起茅篷来住，和军队、老百姓一起，鼓舞他们挖土筑堤；共同抢救城垣。城救下来了，他又要防明年，于是又加一道木岸。那时他兴奋的继续写道：
宣房未筑淮泗满，故道堙灭疮痍存。明年劳苦应更甚，我当畚锸先黔昆。付君万指伐顽石，千锤雷动苍山根。
（《答吕梁仲屯田》）
徐州毕竟被他们保卫住了。这是他与人民共同的胜利。
对付蝗虫，也是他常常要做的事。他恨东京的议官和一些地方官常常轻报蝗灾，以便借此向老百姓要青苗钱和手实钱（虚说受灾的老百姓要罚钱，名手实钱）。他给韩琦上书，详报蝗灾，请免了那两项钱。同时，他自己出马，和老百姓一起，去与蝗虫作战。他写了很多首捕蝗诗。在有一首中，他以战士的心境来写这种战斗说：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同蝗虫作战是非常劳苦的事，他常常是搞得筋疲力竭。他这样说：
驱攘著令典，农事安可忽！我仆既胼胝，我马亦款矻：飞腾渐云少，筋力亦已竭。
（《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
虽然如此，他却不觉得他不应该做这件事，他还是想到人民，他在同诗里警诫自己：
民病何时休？吏职不可越。
（《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
苏轼关怀人民，不仅表现在上述那些方面，所有于人民有利的事，只要他管得上，他都要做，诸如赈灾免粮、设病坊（医院）、派医生分街治疫（流动医药站），是他在各地当知州时作的。在他被贬无能为力时，他就发动别人来作。他在黄州，要知鄂州的朱某禁止杀婴，并帮助贫民养婴。在惠州，发动人民造了两道桥。他时常替病者找人捐医药，替死者找人捐棺材。远道的人，他就写诗写信去捐。当然，他自己也是捐的，他在人民困难之时，紧紧把自己和他们系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呢？苏轼曾经有两句话，似乎可以答复这个问题：
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
（《庆源宣义王丈求红带》）
但是苏轼究竟是不是识字耕田夫？他能够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吗？
在王朝时代，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官僚，不可能或者极不容易与老百姓完全打成一片。假定有这样的事实，过去统治阶级的记载，也认为不是道而不加以记录。在苏轼的生活中，只有两次有过类似乎与老百姓打在一起的情形：一次他谪贬黄州时，穷不能活，当地人送了他一片砂石地，他自己去挖石垦田，农民来教他种麦子。后来他叫这片地为“东坡”。苏辙所作墓志铭说他在黄州是“幅巾芒，与田夫野老相从于溪谷之间”。第二次，他被谪海南昌化。在那里，他与老百姓似乎是熟习的，他有时背一个大瓢，在田地里一面走一面唱歌。一个往田里送饭的女人对他说，他过去的富贵都是一场春梦。他感动得写了一首诗。他也曾写诗讲他在半醒半醉时跑到土人家里去拜访，小孩子们吹着大葱出来迎接他。他跟当地人这样的弄熟了，因此他得意起来说：“万户不禁酒，三年真识翁。”（《儋州二首》）
这些当然都还是简略的记载，不足以说明他内心里及生活中真能够与广大人民溶在一起。但是从苏轼之关心人民的利害，并竭尽自己的力量来为他们的较善的生活而斗争这一点看去，人民的气氛、人民的热情，似不会为他所厌避。假如他活在今天，他一定是属于人民的。
三 苏轼的矛盾
苏轼一面有着对人民的积极关切，一面又时常有超尘出世的浪漫思想。苏辙说他小时跟父亲读书，忽然发现了《庄子》，他非常高兴，说自己向来总觉得有点什么问题不能解答，有了《庄子》，问题解决了。同时苏辙还说，他的诗象李白、杜甫，晚年则学陶潜。但苏轼诗中，很明显的杜甫精神却不多。偶然有些句子，如“竹杪飞华屋，松根泣细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如“窗摇细浪鱼吹沫”，技术上象杜甫，但这些东西，甚至技术上都不是代表他的。代表他的是“涛声夜半千岩响，诗句明早万古传”；是“明月何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是“不用撑腰拄腹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其他类似的许多诗词。这些都是在精神上和技术上近乎李白的。他时常提到陶潜，好象是向往之至。他晚年确也把陶潜所有的诗都和尽了。但是，甚至即使是这些和诗，在精神和技术上很类似陶潜的地方都不多。他把这种类似李白的精神，不但是带进了诗里面，并且带进了他的词里面，为南宋词人，特别是辛弃疾开辟了新局面。他早期时常讲到他的性格是“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他利用他的吏职转移，以及放逐的机会，周览山川，追逐自然。他崇拜英雄，为周瑜、曹操的消逝而大为感叹。所有这些，一读到就会令人想起李白来。
李白之外，影响他最深的，要算庄周。对于事物变化的观点，有一些早期辩证法的渊源，最显然的是《前赤壁赋》中的几句：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这种辩证法的观点，是从《庄子》，特别是《齐物论》里面来的。《后赤壁赋》的鹤化道士的意境，不可避免的使人要想到庄周化蝴蝶、蝴蝶化庄周，都是关于早期辩证法的神话的想象。《齐物论》中的一些看法，在他晚年谪居海南的诗中，更觉明显。但是这类议论诗都没有什么可读了。
陶潜给了苏轼许多归田园、退隐的思想，虽然他的气氛不属于陶。
苏轼近李白，尊庄周，慕陶潜。但是他和这些人有一个重大的不同之点：他一生都是被缠绕在一种历史性的矛盾之中。当然李白与陶潜都不是从头就没有矛盾的，这种矛盾本属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诗人所共有的。但是前两个人似乎都有所选择，而苏轼是不能选择、不愿选择、至终也不会有所选择的。他对现实的积极，对人民的关怀，对丰富的生活的热烈爱好，最后，或者还有儒家所给他的责任感，使他不能够象陶、李二人那样解决他的矛盾。现在来看，他的矛盾是些什么内容？
首先，他对待他的吏职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知道他是很厌烦的。他一则说：“老守厌簿书”（《与梁先舒焕泛舟得临酿字二首》），再则说“簿书颠倒梦魂间”（《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可是他要在大年夜去审阅囚犯的案件，他要警惕自己说：“民病何时休？吏职不可越！”（《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
吏职、人事，特别是吃官司，弄得他烦了。他常常说要回故乡、归田园。可是他从来没有归田园。他怪自己：“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頳。”不回故乡，那么就在什么地方隐居起来吧，他又不行。他说：“便欲北山前，筑室安迟暮，又恐太幽独，岁晚山入屦。”他是个爱热闹的人，不愿被山埋葬。
那么，就把官老老实实安心做下去好了。他做官是可以的，可是不能安心。他说：“纷纷无补竟何事？惭愧高人闭户吟。”
苏轼本来不是很迷信的。但是，他时常要跟着和尚道士们混：一面借此游览山水，一面也是感到了死生的问题及所谓人生烦嚣的问题。他想着另找一个世界，逃避人生，甚至曾经做过一些烧丹念经的糊涂事。虽然如此，他心里却还是保留着很大的疑问。他一则说：“江上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源。”二则说：“我欲仙山掇瑶草，倾筐坐叹何时盈？”他的耳朵聋了，他一面说，聋了好，免得知道人间许多事；一面又担心：“但恐此心还未了，不见不闻还是碍”。他一时“举天祝浩渺，乐此两无情”；一时又慨叹：“失身堕浩渺，投老无涯垠。”（《和犹子迟赠孙志举》）。他想逃避而无法逃避，无路逃避。
苏轼拖着这些不可解决的矛盾，时常感觉到不知自己应走的道路究竟是什么。虽然他有时好象找到了路，可是，当他五十九岁坐船沿赣江去岭南时，他还问自己：“此生何岁略知津？”（《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在岭南住了六年，中间从惠州又贬过海去，在海南昌化住。这六年中，他的生活是十分孤寂的。在海南，只有他的小儿子苏过跟着他。但是他却在那里“情及疏贱”。（王宗稷编《东坡先生年谱》）很快的使他和当地人发生了感情。这时候，他把他一生关于与人民的关系的经验凝结成两句诗：“到处为乡里，亲贤友其仁”（《用前韵再和孙志举》），以之来教一个学生。好象他与人民和社会的关系，是这样定下来了。同时，他以余年的精力，游遍了惠州和海南的山岭，写了不少生动有力的自然诗。有一次，山中遇急雨，他用这样磅礴淋漓的两句诗来形容：“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他的态度似乎更加乐观。他高声地唱着“人间无南北，蜗牛空出缩”。这时他已经六十四五岁了，他还要“便回爇天焰，长作照海烛”。
从此一直到他死，他的诗里表现矛盾之处是很少了，好象是他的许多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他的生命没有继续下去。假如他不死，假如朝廷再要他去担任某种官，或者再担负起某州吏职来时，这些矛盾会不会回来呢？因为他的思想态度是二元的，因为他对人民的关切与他对自然中一切事物的爱好不是统一的，前者是为人，后者是孤立地、逃避地，为了他自己。再，特别因为他的时代不可能满足他为人民解决问题的要求，假如他不死而要继续做官，他的矛盾就很有回来的可能。
在封建社会中，属于封建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们，自身既受着剥削和压迫，同时又剥削和压迫着别人。无论他的物质的或精神的生活，都好象是被一只无情的巨掌播弄着。他们整个生命的意义成了问题。死生无凭，祸福无端，是非莫辨，出处（做官与否）没有意义，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是不明白的，是强迫的。所有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能解决。这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悠久的巨大悲愁和矛盾。这些知识分子们把它歌唱出来，是有意义的。假如所有那些过去的有良心的诗人们今天都能够从坟墓里站起来，拥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从那个被解决了的巨大的矛盾里，该会爆发出怎样伟大的欢欣来呢！而苏轼的个人旷达、个人乐观的态度，也一定会变成真正广大人民的胸怀和人民的乐观主义了。
（载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