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日，早晨走到內山書店，漫談幾句，告他說《文友》出版了，還沒有看見，他馬上叫店員去拿，可是沒有，他就命店員說：“打電話‘文友’去鬧，我們店裏怎麼不先送來。”從內山書店出去，走過報攤前面，可是忘去《文友》了，夕刻，又到內山書店，老闆說：
“喂，關於大東亞文學大會我們講過麼？好像沒有講過什麼。”
他交給我一本《文友》，我說：
“如果文章裏寫着，那一定講過的了。”
我就開出來一看，忽的，我發現一句文章叫《不中用的人出席，結果就成爲不中用的了》，我想：
“那不行，那大家要誤會了。”
我回到家裏，就想着，那麼先寫一封信給隨便哪一位罷，可是我所知道的，出席大東亞文學大會的人只有丘石木，柳雨生兩位，及見過一次面的予且關露兩先生，後面兩位不知道地址，前面兩位送信去太遠，因此想着可託林廣吉先生轉信給柳雨生先生，於是趕出幾段文章，送到林先生家裏。他不在。
十一月三日早，接到一個老友來信說：“你的魯迅的文章看見了，隨園坊日記也看見了，你一刻兒成小丫頭，一刻兒成老朽，變化太快。”
我想，他仍舊把我的老朽兩字解釋爲老輩了，我的老朽文獻在《申報月刊》：
我又發現，這些老朽，因爲洗不清他的古董氣，所以應該抹消他們，可是在二十歲青年欲舉斧頭之前，他們已酥癱倒地了。
不過如果你給兩三個老朽集會，他們定會談論如舊，往年青年的思想，仍然隨口而出，因此我又發現，他們又似乎不老朽。
老朽不好驚動他們，老朽一受驚，怕要沒氣了。
我此刻，雖說氣還沒有斷，也沒有癱下去，可是已經戰慄發抖了，因爲我要想說：“大東亞文學會是要舉些成績的，如果隨便拉幾個不能發揚大東亞合作能力的人，像如我與張資平等人去，那不中用的。”這一番好意的話，反而成爲說別人不中用，那可以的麼？如果這樣受冤，那就怎樣可以雪冤呢？
我再翻起《文友》來看，仔細一想，知道這個毛病的病理和病因和病原了。
從前在日本，日本的議員爲了幾句話打起來了，他們就追根究底去找到速記錄了，五個速記者中，三個寫這樣，兩個寫那樣，於是用多數決定。日本的大學教授的講義，學生把它抄記，不屑一字，所以不管理解不理解，記下來再講，記不成的部分成空白。有一個伶俐學生想，去叫一個速記者來抄一下，可是速記者抄不慣大學教授的文章，康德學說抄成烤的學說。
我有個老友何畏，我佩服他教我很多的社會學說，他用日本話講，他的話好像在吐出一顆一顆石粒，給人感銘不少。至於我的話，我的日本話很多新造，特別到重要地方說得很快，我說：“那個時候日本流行 Eucken，Bergson 的哲學而 Koeber 先生被聘爲大學教授也是那個時候，他的哲學是師承 Hegel 的 Hartman 哲學的。”我這樣說者，速記者把它留着很多空白了。
我仔細讀了一遍，想，明天要到鄉村去幾天，現在如果不去想一想法子，Eucken，Bergson 不在此地不敢鬧，邱柳兩友不會鬧，可是到過文學大會的還有幾位那邊要去解釋一下的，正好，今天是日本的休日，林廣吉氏大概在家，再去看他。
果然看到了，他說今天有豐島氏來滬，且他們今天可以大家集到，於是我跟他到文化協會。
到文化協會，豐島氏，柳雨生先生，都見到，寫一個啓事，寫一段正誤，送到哪兒去呢？《中華日報》罷。
夕刻，又走上內山氏漫談，他摸出一封信，一個忠實愛讀者寫給他的，彷彿說朱舜水先生在中國也並不不看重他，武士道在中國就是豪傑，現時的雜誌多爲暴發戶有錢而買，都不能入真正有識者眼中，而第四，我國有與日本人要好而說壞本國人的，而日人中有人與我國人聯絡而害自國人的，我一一解釋給他聽了。
我的漫談說：我們招待一個友人來，乃竭力隱蔽家醜，可是一個親眷來，極力高揚家中紛糾。可是有力量的友人早已看穿我們了，所以如果一個好友來，宜乎不被看穿以前講個實在。我再試作一段漫談說：朱舜水沒出息，沒有像文天祥那樣死，遠避日本，所以誠如此位讀者所說，我國志士太多，及不到表彰朱舜水了，譬如中國美術品在倫敦者頗多，或者孔子廟在日本者並不荒涼，我也想學老青年吳稚暉說，古物古學不妨投入糞缸，將來要的時候去取好了。日本的武士道，西洋的騎士道，中國的俠士，性格都不同，捧讀日本之武士道，不一定說中國沒有中國的俠士。這一點不可以說貴國有之，敝國也一定有之。我卻覺得內山老倒很可以談些知己話。因爲他和我國人接近而害彼國人，所以日本人之愛被捧者把他叫抗日日本人，而我這個與日本人要好而會在友邦人前說自國人之缺點者，也成爲和平抗日人了，最好我們這種人被抹消，貴國敝國再客氣，那麼不久再可以打仗來解決。
十一月四日，到鄉，農家，麥已出，不像去年的田都幹。
十一月八日，回到上海，看見周化人先生，同他又談及這一件事，分析給他聽，他說“哈哈，那小事，不要緊不要緊”我說，“不，不要緊歸不要緊，事實歸事實”。可是他除了仔細講給我聽怎樣請六個代表去出席文學會之外，還是非科學的在說“那不要緊，解釋解釋好了”。弄得我這膽小人啼笑都不成。
十一月九日，總算弄到能夠走到文友社了，他們先道一個歉了，可是我又大大的道歉了。
因爲第一他們的動機是極好，第二毛病並不是完全在翻譯之上，因爲速記者提出的原稿一定是很麻煩的，我也有過經驗，把速記一面翻一面編是的確一個苦工，我老早要把它投入火爐去了。那麼速記者麼，他全不用前頭部腦筋（前頭部管聯想），光從耳朵進去用手寫出的，我們又不能怪他抄得不好，那麼結果要怪到我了，我誠然不能像趙正平先生在座談會的辦法，閉了目，靜心，慢慢的談一篇大文章，有一個難寫之字，就對速記者訓示一下。畢竟我還是年輕氣急。
我從“文友”出來，對他們再道了一次歉，我又戰慄發抖，唉，他們誠又爲“待你好反成仇了”（日本諺句）。
中午回去，見《中華日報》上有我的正誤登着。
夜，我想，我已經把老朽宣言在前了，現在好癱了，好斷氣了，森鷗外的“田雞”序文也說：
“止罷，止罷，青年之鐵椎未下之前”那個田雞，我雖說沒有看見過，可是青年的鐵椎打破大理石田雞之時，田雞之血，流滿水盤，我也可以推想。
十一月十日，早，很冷，想，抱歉工作已經十天了，工作已完。的確弄文學者的精神要用在作品之上，作品之形式要更正，作品之精神要支持，支持作品之精神還是要 Sehnsucht（憧憬）和 Leidenschaft（煩惱），Pettenkofer 四十五歲脫離馬戲而成學者，他說：
Der Glaube an etwas Hoeheres, an etwas Ideales, das wir nie zu schauen und nie zu erreichen vermoegen, ist die Quelle aller menschlichen Kultur und aller Fortschrittes.
（大意：人對不易獲到的理想或高超有信仰，才能成爲文化和進步之源泉）
這種信仰纔給我們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