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姆朗・萨罗希《一千零一面镜子》
1853年9月的一天，一位身背行囊的青年忐忑地敲开了位于杜塞尔多夫贝尔克大街的一幢建筑的房门。这里是著名作曲家舒曼与钢琴家克拉拉夫妇的家。门外的年轻人则是德国音乐史上，被人们与巴赫和贝多芬相提并论，总称为"3B" 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此时的勃拉姆斯年方20，在音乐界尚名不见经传。经匈牙利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约瑟夫·姚阿幸介绍前来拜访舒曼。舒曼不仅是著名的作曲家，也是音乐评论人，有着很高的文学造诣，他创办了影响着一个时代的音乐刊物——《新音乐时报》。
事实证明，勃拉姆斯的这次拜访非常成功。当优美的旋律自年轻人的指尖流淌时，舒曼亲切地暂停了他的演奏，一定要请夫人克拉拉一起来欣赏。
如果说勃拉姆斯此时是颗蒙尘的明珠，舒曼夫妇是当之无愧的慧眼识珠，他们为勃拉姆斯的才华所倾倒。舒曼欣喜地将他收为弟子，并为他重拾搁置了十年的笔，撰写了题为《新的道路》的文章，文中不吝赞美之辞：“他从襁褓中就是在艺术女神和英雄的守护下成长起来的…他的出神入化的天才演技把钢琴变成一个众声汇的管弦乐队…他的音乐注定将要完美的表达这个时代。”同时，舒曼将刚出道的勃拉姆斯介绍给他的音乐界朋友们，并推荐给他的乐谱出版商，助其首批作品刊印出版。而此时，舒曼的精神疾病已经非常严重。
舒曼作为勃拉姆斯的伯乐，诚挚的欣赏与无私的扶持，亦师亦友，勃拉姆斯对他充满着敬仰和感激，对克拉拉却是一见倾心。克拉拉比勃拉姆斯年长14岁，是出自音乐世家的天才女钢琴家，美丽的外貌加上高贵的气质拥有着夺目的光彩。勃拉姆斯一见倾心，无需再见已然倾情，而且是旷世深情，自此入目无旁人，四下皆是你，开始了他人生中长达43年的守望，如同信仰般的执着与坚韧。
在勃拉姆斯拜访舒曼的五个月后，舒曼的病情恶化，一个大雨的清晨，舒曼穿着睡衣跃入曾给他无限创作灵感的莱茵河激流中，所幸为渔夫所救，随后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此时的克拉拉正怀着他们第八个孩子，舒曼的病让这个家庭之舟风雨飘摇。
得到消息的勃拉姆斯立刻从汉诺威动身回到了克拉拉和孩子们的身边，他简洁却温暖的对克拉拉说：“只要您愿意，我用音乐来安慰您”，当然，勃拉姆斯做的不仅仅是安慰，他资助并帮助克拉拉照顾孩子们，支持她接收新弟子，支持她去欧洲巡演，不只是为经济考虑，更是让心爱的音乐慰藉克拉拉悲苦的心灵，音乐让克拉拉有了振奋的勇气。他还充当克拉拉与舒曼的沟通纽带，因为舒曼的情绪极易受到刺激，医生禁止了克拉拉的探视。勃拉姆斯往返于恩德尼希和杜塞尔多夫之间，代替克拉拉去探视老师，并把他的生活细节用诗意的语言描绘给克拉拉听：今天老师的情绪稳定些，看着一棵矢车菊微笑；今天在阳光下打了一个小盹。试图带给克拉拉一丝温暖和希望。此时的勃拉姆斯已声名鹊起，各种邀约和机会纷至沓来，但他一一回绝，义无返顾地照顾着舒曼的一家。然而，亲人们的祈祷和盼望并没有挽住舒曼生命的流逝，两年后舒曼病逝。
勃拉姆斯以弟子的身份参加了葬礼，他并没有走到悲痛欲绝的克拉拉身边，因为他知道，他没有立场和身份做更多抚慰。舒曼是他的恩师，对他有知遇之恩，他热切地崇拜着老师，认为老师身上体现了人类最崇高的精神品质。而克拉拉是清冷和华贵的神一样的存在。他早年写给舒曼的信中说：“在我认识你之前，我甚至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和你们这样的婚姻只存在于最稀有的人群之中…我几乎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将你们遗忘，那样，你们就能够拥有更完满的神圣。”在他的心中，师父和师母是神圣不可亵渎的。
葬礼过后，勃拉姆斯不辞而别，事如春潮来有信，人似秋鸿去无痕。此后40年，他们再未谋面。
作家余华在《音乐的叙述》中说：“勃拉姆斯在舒曼那领取了足以维持一生的自信，又在克拉拉处发现了长达一生的爱情，后来他将这爱悄悄转换成依恋。在勃拉姆斯以后的创作里，舒曼生前和死后的目光始终贯穿其间，它通过克拉拉永不变质的理解和支持，来温和注视着他，看着他如何在众多的作品里分配自己的天赋……”
一个人的深情可以到什么程度？两情相悦海枯石烂并不稀缺。稀缺的应该是看似寂然无声，实则澎湃如潮，在生活面前紧闭双唇，按住心头思念的狂潮，一任激流拍打心扉，哪怕惊涛骇浪也绝不冲撞为你守护的围栏。
勃拉姆斯随后的岁月活得隐忍而克制，但是挡不住思念如潮，他资助她，帮她举办音乐会，每一首作品问世都会在第一时间邮寄给她，让她作第一位听众。他源源不断地给她写信，分享音乐也分享生活，只是其中那些炽热和思念却直至焚毁也不曾寄出。他说，他的灵感源自于克拉拉，就让自己在音乐中思念在音乐中沉醉。
勃拉姆斯是古典主义音乐的代表，古典主义的风格是怀旧、是保守，同时也对未来充满着无限想象。人们评价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均衡感，在这平静的均衡背后仿佛蕴含着一种悲观和忍让的成熟世界观。一如勃拉姆斯的爱情，充盈着美好的感受，无限的遐思，却也始终无法突破心中的固守。也许他习惯了享受这份美好而纯粹的孤独。
“我希望我可以像恋人一样柔情蜜意地给你写信，告诉我你所珍视的东西。你对我来说是无以言表的珍贵。如果时间不会流逝，我想把你嵌入玻璃之中，或者把你铸成金石……我想欣赏你，在你身边，但是我却踟蹰不前，尽量不要去碰你。”
对于勃拉姆斯的深情，克拉拉在给孩子们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你们几乎不认识你们亲爱的父亲，你们太年轻了，还无法感受到这种深刻的悲痛，因此在那些糟糕的岁月里，你们几乎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安慰。实际上，你们能够给我以希望，但这些希望并不足以支撑我渡过这般痛苦。于是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出现了。他像真正的朋友那样，分担我的悲伤，拯救我惧于破碎的心灵，激励我的思想，在任何时刻、任何情况下鼓舞着我的精神；总之，他是我最完全意义上的挚友。”
他们之间的感情模糊了亲情和爱情的界限，是知交也是至亲。这种情感不惧岁月侵蚀历久弥坚。
1896年，77岁的克拉拉走完了她坎坷的一生，在瑞士养病的勃拉姆斯收到消息，立刻赶往法兰克福。神思恍惚间，坐上了反向行驶的列车，辗转奔波两天后才赶到，此时葬礼已经结束。四十年的思念与牵挂成灰，终未见上最后一面。在墓碑前伫立良久，勃拉姆斯献上了曲谱《四首最严肃的歌》，这是他为她而作，也是他此生最后的作品。随后勃拉姆斯悄然离去，时隔11个月在维也纳故去。
一见倾心，相思入骨，却不打扰不痴缠，为心系之人留一世芬芳。对于这份外界难以定义的情感，普利策获奖诗人丽泽·穆勒在她的诗集《一起活着》中献上了一首诗：
一只手的长握，一汪停泊在那人眼神里的凝睨，
如何叫一颗心仓皇失所，
而那言辞里深藏的皱褶
不为我们平民化的语言所知的，
能叫芳香的空气战抖，
闪动着热的各种可能。
每当我聆听那间奏曲，
凄怆，却盛放着温柔，
我想象他们两人
坐在花园里
在迟开的玫瑰花
与暗暗流动的叶影里，
让风景替他们发言，
不留给我们任何可以窃听的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