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陇海列车驶过了郑州，三等车厢里的旅客便颇有些拥挤了。

　　那车上的招待员，在这当儿，也就特别显出了自己的威风。

　　几乎在每一个站上，全要拥进无数的人，而这些人都大致相似：背着包袱，挑着行李，穿着开了花的棉大袄，脸上爬满了奇怪的皱纹。

　　于是：随着那漫飞着的灰尘，招待员的嘎嘎的声音，便到处飘送着。

　　“坐下，坐下！”

　　“蹲在那儿干么？”

　　由于老实，或是由于对陌生环境的畏怯，也有一上车，便悄悄的在车厢的一角蹲下的；但立刻便被招待员提着耳朵提了起来。

　　“找地方坐下！”

　　坐下吗？平常只能容纳两个人的座位，已是挤了三个人了。车上还蠕动着若干没有座位但却又不敢冒昧地向长衫先生通融的乡下佬。但自然，也还有脱光了袜子，叉着脚丫，假装睡觉，却占了三个座位的面圆圆的乘客。这乘客以他身下铺着的俄国毛毯，身上穿着的青色马褂而标明了身份，是使乡下佬望之就生畏的。

　　但招待员却终不免由于职务，而犹疑了一下，陪着笑脸向他们请求谦让了。

　　“帮帮忙吗？”

　　答复那请求的只有这简短的话，和一张涎着的脸。而执拗了半天，不得不让出一角座位时，那乡下佬也不免是受宠若惊，翘着屁股贴在那里。

　　招待员却像是做了一件功德，而有点扬眉吐气了。当某一角落里向他喊：

　　“先生，我的帽子呢？”

　　“帽子，我管得着吗？我是管你的帽子的吗？”

　　于是他说。

　　这三等车厢，实在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车越向西行，景象也越凄惨了。车厢外边，是连绵不断的穷山恶水，是漫无人烟的干枯的土地；车厢里面，就尽是那些为生活忙碌，却依旧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们。

　　这些人们愚蠢、粗野，却也狡猾。有时候，却是很能使那关在亭子间里仅只描摹着他们那善良性质的小说家们吃惊的。

　　车停某小站，一毛钱十个的饺子打动了某一位乡下佬的心。于是乎来了十个，但饺子咽下肚，却忘记了给钱。车开行了，让小贩扳着车窗焦急地嚷骂着：于是旁座有位仗义的先生便尖着嗓子开言道：

　　“是谁吃了人的饺子不给钱，让人家骂八代呀，是谁……”

　　一直到车已经驶出了郊野，那乡下人已经若无其事地靠着车窗打瞌睡了。

　　若由此推论那位先生仗义责人，也许不当，因为他或者就是为己，为了自己没有吃到那没花钱的饺子，没有这种揩油的勇气而愤怒。

　　天下事，大抵如此。

　　但一位在大背头和白小褂上全涂满了油垢的先生却说了：“开开窗子，空气太坏了，太坏了！”

二

　　到了西安。

　　在那修葺得像古宫殿似的车站上，下了车，步出了站台，经过了检查，拿了一个“验讫”的纸条，又步进了那古老的城门楼。

　　原来这里的洋车是出不了城的。

　　于是我记起了去年的某一天，在别一省份的别一个城市里，眼见的那滑稽却又足以代表内地剥削制度的事。那儿的洋车虽可以出城，但出城却要纳款八枚铜元。有个名目叫“手续费”是为了检查官的便利的。考其来源，大概是由于古“门包”的制度。

　　但这儿却干脆是：不得出城。一城之外，极目荒凉，是可以想见的了。

　　到旅馆里，首先触入眼帘的是一个什么运会的标语：第一条

　　“请贵客为我

　　国家爱惜身体，勿吃鸦片，勿宿娼。”

　　这标语既出于劝告的语气，谅来鸦片和娼妓是流行甚烈的了。鸦片、赌和娼妓，本来是我国的三宝，是到处蔓延着的。但自然，贤明的当局是已经勒令禁烟和赌了，只有娼妓，似乎还没办法，因为老实说，倘禁娼，则颇有点关系民生。

　　但我又确实在潼关城内饱享过鼻福，大闻鸦片的浓芬。

　　虽然当局那除三害的决心，毕竟是可感的。翻阅报纸，我得知某当道曾在中心小学联合运动会里大声疾呼为陕西除三害，那三害是：早婚、缠足、鸦片烟！

　　自是没有列入禁娼，也无怪乎报纸上以及街头的墙壁上“梅浊克星”的广告那样繁盛了。

　　在旅馆里的第一夜，就像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遇见了那习惯的可总是使人不舒服的事。一个查店的长官问我：

　　“干什么的！”

　　“新闻界！”

　　“有证章吗？”

　　“没有！”

　　他立刻竖起眉毛：

　　“你该说没带着，还没有！”

　　自然我没有说，可是他却等着我说。这倒是生面别开，我不觉有些好笑。终于是那善心的账房代我说：

　　“对啦，他没带着，没带着！”

　　他才满意地走了。

　　事后我知道，这种愚蠢的却自作聪明而骄横的人，该是目下行政界最多的家伙吧。

三

　　“哈哈哈，想不到，想不到，我高兴极咧！西安怎么样，维新咧！摩登咧！是不是？”

　　一个做摩登生意——开电料行的朋友笑着问我。我说：

　　“像这样新式的生意，西安恐怕就你一家吧！”

　　“一家？”他吃惊地瞪起眼睛：“十二家！我们还要组织电料业公会呢！”

　　“若就这点说，西安确实是摩登了！”

　　据那朋友告诉我，西安从今年——一九三六年六月起才有电灯，而在一年之内，竟先后开张了十二家电料行。陕西维新，不，“向着新的建设推进”于此可以概见了。

　　也许是为了维新，而不得不需要大量的人才吧，所以在“开发西北”这好听的名目下，从全国各个角落汇集来的谋事者，在西安就特别的多。这大批的“开发者”结果是造成了一种奇观——使旅馆业得已稳居“西安三多”的魁首。

　　大街小巷，十步一饭店，五步一旅馆。在西安，并不是稀奇的事。而最热闹的东大街，一连十几家旅店踵接着，可算是这古都的唯一点缀了。

　　曾经有人说，西安赖这些终年不息的旅客，得以维持，谅来也有一部分道理。不过倘有外籍的游历者，却是不免例外的。譬如友邦人士，深入陕西腹地，借口游历，实际却属“视察”之类。那么省府除通令所属，切实招待外，还要派专人加以保护的。

　　在西安，所谓“三多”，从前除旅馆、娼寮外，还有鸦片烟馆。现在鸦片既已遭禁，该只剩下旅店、娼寮了。但三多之数，毕竟还要凑足的，所以之外，就又添了一个丘八太爷。

　　丘八太爷在西安一隅，大有三角顶立之势。东北军、中央军，以及土著军。真是国防重镇，大军云集了。不过最动人的，却要算那些挂拐杖在街头流浪的伤兵。他们多半是在街道东张西望，满脸菜色，闪着过分忧郁的、空洞的、渺茫的、无助的眼光。是追抚那未御国先丧臂的滋味呢，还是自叹身世的零余呢！

　　并且他们是那么的多啊！

　　随了丘八老爷的多，而地方上的生活程度也就昂了。一块钱，八斤本地面。倘是所谓洋白面，则只有五斤。到饭馆里去，哪怕是简单的饭食，算下账来也会使你咋舌：五毛多。幸而是厉行新生活，力求节俭，划免了小费，否则恐怕更不胜负担了吧！

　　但这米粮昂贵确还另有一说：原因是近年来陕西农民大都种棉，棉利比米粮利大，虽说要纳较重的税，也只好忍着肚子痛。其结果是米粮不敷，即连乡间小地主，也要到城内来购粮，当然要逼得米价上天了。

　　这话，告诉我的即为一老农，而我又亲自在路上看见广大的田野上，结满了棉花的果实，谅来是可以相信的。

　　但这是否因了友邦强迫华北种棉所致呢？那强迫种棉的事，我是曾经经历过的。身居华北边疆的陕西，也许不会在所谓相互提携的新政下例外吧！

四

　　自然，有人也难免要关心西北的文化吧。

　　倘谈西北的开发，文化自然是先驱。所以除数家报纸不计外，文化团体似乎也很有几个。这其中，除那平日无所事事，而在“迎接要人”的时候，特别显示神通者暂略外，一个属于某机关的话剧团体，似乎特别与我有缘。

　　因为在短短的居留中，我曾经看过了他们的一次公演。但那公演的成绩像是并不好。且在排好的几个戏里，临时辍演了《东北之家》，也像很引起了观众的愤慨。若愤慨，自是仍联系着关切，据说在不久以前，他们为了“剿”而公演宣传剧的时候，台下曾冷落到几无一人。那么，它在观众层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报纸，除由中央社转贩一些外国通讯社的新闻外，副刊上则还是“悲怀着咖啡店之夜”的作者多。自然，也不无例外，但这例外，却容我先举几件事实。

　　事实之一：听说前些天曾有很多学生被逮捕了，而被捕的原因，却是无力交纳制服费。既属无力交纳，则穷苦可知，当然会激起请免交纳的要求。但穷苦却又作无礼的要求者，是应该视同乱党的，所以反动的头衔便给加上了。

　　事实之二：为了思家心切，某些失掉家乡的人，乃有反×同盟的组织，这种组织自然也是违法的。于是：一个老法门，又是逮捕。但结果听说却不好，某逮捕机关被一些丘八太爷捣毁了。

　　这种高压下的结果，自会激起一些高压下的文化。然而……

　　文化且不谈，再谈一件事实吧！

　　那是在街上。

　　街上行人寥落，而军警独多。往来巡逻的兵大爷即手提马棒，伫立前头的军佐更闪着明幌幌的枪刺，拧着冒火的眼睛。

　　“躲开！”

　　“滚！”

　　四处洋溢着这声音。

　　某挑担的小贩曾企图步入人行道上，却不料当头就来了一棒：

　　“还不走，望什么！”

　　马路上，是不仅不准人走，而且即使是望，也在禁止之列的。

　　原来西安又在为某要人的出巡而“禁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