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

  我放下耳机,不禁心中生疑:“台南的李新昌?”

  于是我向同事请教:“老林,你认不认识李新昌?”

  “认识。”同事说:“谁打来的电话?”

  “头家。他说回头李新昌先生来了就请他上二楼休息,他待一会办完事马上回来。”然后我又问他:“李新昌是台南人?”

  “不!他原来是屏东县人。”

  我不禁一怔。“是屏东县内埔?在台南经营化学工厂?”

  “不错!不错!”同事的脸孔亮了亮。“你也认识他哪?”

  “我那裹认识他,”我闪避着说:“我是听人家说的。”

  “这里认识他的人多着呢!”同事不胜遗憾:“他的化学工厂很赚钱。”

  “他时常来吗?”

  “一年总有一两次。他和我们头家和镇公所里几个人很要好,一来总要喝个通宵。”

  “哦!”

  我慨叹一声。不过我这慨叹的原因,同事是不会知道的。他仰脸看了我一眼,又往下说:

  “听说他从前也吃过很多苦头。那一年,他在我们镇里某山场做过竹头。结果生意做赔了,还受了工人的欺负。当时还亏了镇公所袁先生他们几个人把他救出来。后来他们就这样交上朋友。他时常到镇里来的原因,一半为了工厂的业务,另一半便是找他们喝酒。在他那方面,显然有谢恩的意思。你看吧,晚上准又是个通宵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受工人的气吗?”我继续问道。

  “不知道。”同事摇头。“我也听人家说的。”

  “哦!”我又慨叹一声。

  我说不认识李新昌的话是假的?不但如此,我还知道更多的事情,比如:因何事受工人的气,以及他的身世和为人。

  不过,话说来就长了--。

  李新昌是我们的友人。这说“我们”,是表示我和他的友情是透过团体结合在一起的,以团体的存在而存在。

  每一个人除开学校,政党,家庭之外,都有他自己私人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不必个个人都志趣投合,甲和乙不一定很投契,但在这小集团的范围内,他们都处得非常之好,非常之圆满。他们的友情,多少是团体的,共同的。

  少年时,我便有过这样一个小集团。我们都是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某些基本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受过一点教育,家庭环境良好,理想高,志愿大,喜辩论,愤世疾俗,心地纯净--

  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认识李新昌。他是我异母兄弟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受过相当教育,人聪明,伶俐,活泼。他之出现小集团,居常是伴随着我这位兄弟。虽然如此,我们后来终于变成很好的朋友。我去大陆那年,他也被日军征调到南洋去当翻译。民国三十五年春,我自大陆回来,寄住在高雄前金区我兄弟处,不想又在那里碰见了他。据说他也甫自海外被遣返台,也住在前金,和我们的住处只隔一条巷子。这真可说是个巧遇。他和我兄弟过往甚密,几乎每天都要到我们住处来,一来又免不了高谈阔论,大聊其天。

  当时正值战后复员时期,旧秩序崩毁了,而新秩序尚未建立。社会相当混乱,旧台币日在贬值,人心浮动。公教人员生活奇惨,固定的薪水跟不上物价的疯狂涨风,而县级以下的机关又往往积薪数月,待领到薪水时,其使用价值,祇及当初的几分之几。

  李新昌受的日本教育,加之,过去生活在安定优裕的环境里,对中国的社会人情难免隔膜,因而对当时社会情形,显得相当不满,言语间时常流露了悲观忿懑的情调。我每次问及他今后的活动目标时,他总是摇头叹息,最后便来一句:“且看吧!”

  但我的情形和他不同,我不能和他一样的静坐观望,这时我已在台北等处跑了几趟了,最后总算经人介绍在屏东一个文化机关里找到一份小差事。 “你真打算做事吗?”

  那晚,当我们聚首时他又半信半疑的问我。

  “怎么不真。”我笑着说。

  “你知道薪水不够养你自己吗?”他言下十分同情:“那么你拿什么养你的老婆,子女?”

  “我明白。”我又笑着说,但已十分勉强,因为他说的都是实情。

  “可是,总算已解决一个人的问题。”

  “我想不解!”他又摇摇头。

  后来我又问及他将来的计划。他说有几个朋友想邀他合资做贸易业。

  当时贸易之风甚炽,对日本、上海、香港、菲律宾,货船往还如织,名为贸易,其实是公开走私。喜冒险者和发黄金梦的人皆趋之若鹜,大有要发财非贸易莫属之慨。

  数日后,我举家迁往屏东,他和我兄弟把我们送上火车。我们在高雄相处数月,心中甚欢,一旦分手,难免寂寞。临别时我们握手互道愉快。

  “祝你的冒险成功!”

  当我握了李新昌的手时,我这样加了一句。

  他笑了笑。

  这样,我在屏东安顿下来,每日按时上班与下班。过着刻板式的生活。数月后,我接到我兄弟来信,得知李新昌已和一位搞建筑工程的朋友合营营造业。信中对贸易的事却只字未提。我颇觉意外,后来才听说他父亲极力反对他做贸易业。他父亲是安份守己的老式人,老式人是怕冒险的。不过在当时来说,营造商也未始不是一种极合时宜的事业。战时高雄遭到盟机的猛烈轰炸,己成一片瓦砾场,街容破碎,一切都待从头建设,因而营造商财运亨通是可以想像的。可惜的是,物价上升不已,工程费的编算每每发生很大的偏差,往往这个月编算好的建筑材料费,到了下个月已祇能买到预定的几分之几,不得不重新追加编算,但到了下下个月,则又祇能买到几分之几。待工程完竣,钱领到手,赚是赚了,实际则是赔本。

  年余工夫便已搞得他焦头烂额,憔悴不堪。

  营造业不能做,于是他转而经营海产;也是和人合资。这已是民国三十六年年杪的事了,这海产店后来似乎还做得不错。

  有一次,我出高雄时曾到过他的店里。他的店面不大,但粗具规模,伙计年轻活泼,对人客气亲切。店中漂浮着海鲜和盐类的特殊气息,它和一间正在欣欣向荣的商店所有的那繁紧兴盛的气息结合着,令人一脚踏进有兴奋愉快之感。

  那晚,他在一家小酒馆招待我和我兄弟小饮。他的酒量本来很好,此时知己在前似乎心中更加快乐,所以酒喝得比平常多,嘴也滔滔不绝。四瓶酒他一个人几乎喝去三瓶。他边喝,边抨击社会的腐败和通货膨胀。他的眼睛炯炯发亮,鼻孔不住喷气,看上去比平常生气多了,喝完第三瓶时,他即已摇头愰脑,指手划脚,嘴也不三不四的乱说起来。他牵起身边女侍的手放在胸脯上,转着不太灵活的舌头喃喃地说:

  “你摸摸我这里面有什么?嗯?”

  “我知道,”女侍笑咪咪地:“有烧鸡,有鱼片,有清酒。”

  “巴加!”他用日语骂她:“巴加,不对!这不是肚子,这是肚子吗?”

  他迫视着她,又再拿起她的手。

  “你再摸摸。” “哦,哦!我摸着了,”女侍笑得更开心:“这是胸脯,这里面有爱人哪!”

  “巴加!巴加!”他把她的手狠狠一甩:“这里有炸弹,你知道吗?有炸弹哪!它就要炸开来啦!” 他的眼睛流泪,鼻孔张得很大,面孔红得怕人。

  “啊啊!”他举起拳头,猛向桌子一捶,杯碟之类铿锵地响着跳起半尺高:“多么难过,它就要炸开来啦!”

  女侍捉住他的手,一边温言软语的哄劝和央求。

  “李先生,你别捶桌子,你喝醉了。”

  “我没醉,别胡说八道!”眼泪又自他眼中流出,他并不去揩拭,让它沿着清瘦的双颊流落。“你当我没有赚钱吗?有!做营造业,做海产,我都赚了钱!可是通货膨胀把每一分都吃掉了,把我的生命,把一切,统统吃掉了,那恶魔!” 他又举起拳头。女侍急忙捉住他的手。

  “李先生,”她不住赔着笑脸,想用她的娇媚去软化他:“别捶吗,安静点呀!”

  “滚开,你这狐狸精!”他挣脱她的手:“你知道什么?”然后向沙发一靠,“啊啊!多么难过呵!”

  他已酩酊大醉了。

  回家时,我和我兄弟谈及他经营的海产店。我告诉他,我今日所见的观感。

  “不!”我兄弟说:“情形好像不大乐观。他们股东之间也闹意见,我看不会再继续多久了。” 翌日,李新昌已完全清醒。清醒时的他是温文而安静的。当然,昨晚的事他不会再记着了。

  “老钟,”他安静地说:“也许你是对的!”

  我不解其故。便问道:“什么事?”

  “我想我应该坐下来等侯,像你一样。”

  “哼。”

  “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不能适应现在的社会。我们要想能够立足,就得重来一遍,得重新铸过一番,你说是不是?”

  不久,李新昌就退出海产店了。更后,接着便搬回乡下去了。不过这些事都是后来我去高雄时才知道。那大概是民国三十七年的秋初吧。他的退出海产店,本是我意料中事。但对于他之搬回乡下则颇觉意外。  

  “我曾问过他回乡下去打算做什么?”我兄弟说:“他说不做什么,只是不想再在都市里混下去。我看他好像很失望。不过这里面也许还有更现实的问题,比如生活!”

  “难道他这样困难?”我说。

  “我也不大清楚。不过乡下容易过是事实,既然在这里没有事情做,那么回乡下也是个办法。还有,他们兄弟已经分家了,经济已经大不如前。”

  以后不久,有一日,李新昌到屏东我宿舍里来找我坐了一会。

  他还不改以往那悲观忿懑的论调,只是有一点与前不同,即他似已有意在这里面寻求协调。仅灰心沮丧是无用的,一个人必须寻求出路,才好让自己活下去,不致闷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唯其如此,其用心的悲苦更值得人同情。

  同年,我因健康失调。扔下差事和都市生活,回到高雄县乡下过着宁静的日子,与外界绝少闻问,有关李新昌的消息,只能自我兄弟稀疏的信中读到。据说李新昌已做起从前想做而没做成的贸易来了。但第二年我便读到这贸易业失败得很惨的报告。几乎把李新昌所有的财产都赔掉了。我兄弟信中说,他要能在以前做这贸易业。说不定会碰上好运道,但现在一切都逐次上了轨道,经济渐趋稳定,要想再做这种不正常的投机,恐怕很难成功了。但他们已经分家了,再没有人起来反对他,这是很可惜的。

  “这也许就是命运吧!”我兄弟如此结论着说。

  翌年,农历年甫过不久,李新昌和我兄弟相偕着到我的山寨里来了。

  数月不见,李新昌更瘦了。他现在赋闲在家,我兄弟告诉他我有山场,有竹头,而目下军部正在各地大量采购竹头,因而他想做军部的竹头生意看看。这便是他们相偕来山的目的。我兄弟私下里更告诉我,李新昌说他自己来怕不方便,所以特别拉了他同来。因为他没有钱,希望我先赊给他竹头,待卖到钱以后再付。

  我不免笑他的客气,但同时我也理解一个失去信心后的人,常常会用不同的看法来看他从前的朋友的,那是一种被扭曲的心理。

  一切条件,我们在当晚很快就谈妥了。于是李新昌着手找军部接洽,雇请工人,并到镇公所办理手续。

  接着,就开始砍伐竹头了。

  而天下事诐谲云诡,变化无常。我的山场在名义上原系和人共有,未曾实行分割,因界址发生纠纷,竟有人出来阻挡他搬运竹头,其所持理由是:李新昌越界砍了他的竹头。

  这日我恰巧也在山场。我们靠了人多势众,不理睬对方的抗议,一直把竹子装上卡车,装载完毕,卡车徐徐开行。突然,这个瘦长男人挺身跳进车路中央,伸开两手发疯似地嚷着:“你们不能运出竹头;我不让你们运出竹头。”

  汽车停止了。“你让不让开?”司机暴跳如雷:“不让开,看我轧不轧死你!”

  但男人毫不示弱,圆睁双目:“有本事,你轧轧看!”

  汽车挂上头挡排,引擎怒吼,车首向前迫近,双方的距离渐渐缩短。意外的男人反而倒身横躺路上,一边向着司机连连招手,又指着自己的胸脯:“来!来!来!你有本事,你轧轧看!”

  司机迫得满头大汗,但终于不得不再度煞车。这时捆竹工人自车顶飞身下来,气势汹汹地走前去,一把抓住男人的领襟把他拖起来,一边挥起另一只手来。

  “╳你妈的,你找死了--!”

  但李新昌已奔到他们中间,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分开。“算了!算了!”他说。

  后来费李新昌无数唇舌总算把男人说服,让他们这台“已经装上车子”的竹头拖走。

  这日夜里我宰了只大阉鸡开了米酒来个小宴。我内人斟酒劝饮。我敬了李新昌一杯,他一饮而尽,也回敬我一杯,又斟满一杯敬我内人。

  “太太,我敬你一杯,我感谢你这些日子对我的好意招待;来!老钟,我们陪太太喝一杯。”

  他说罢,一仰脖,咕噜一声,然后亮了亮杯底。

  “要是在早年,说不定今天我会宰了那个男人,但是现在我不!”李新昌的眼睛燃着两把火,但声音却是平静的。“这是小事,我们犯不着因这点子事来打人,是不是?我赔过更多的钱呢。你们也许不相信,我做走水业时(贸易业)赚过多少钞票,整一台卡车!我这钞票用麻袋装着,上面盖着谷皮,堆在柴草房,要不是失风被查出来,那么子孙三代也花不完那些钱。你想,一个人经过这种事后,还再有什么想不开?好了!今晚上我们喝个尽醉,不醉不休。太太,给老钟斟酒。”

  于是我们开怀畅饮,不再谈竹头的事情。李新昌很快活,时不时爽朗地大笑,有时笑得眼睛都流了泪。他唱了几支据说是南洋土人的歌。歌之后是草裙舞。在昏黄的灯光之下,他扭摆了一阵子的肚皮和屁股。

  席散时已是夜里十一时了。就寝前我悄悄地走到他的窗前。只见李新昌在书桌前静静地坐着,情思黯然。这和他刚才的表现又已不同了。我在那里小立片刻。我实在不知道这两种姿态中那个才是真正的李新昌。 忽然我感到一阵内疚。

  竹头运不出,李新昌无钱发工资,于是工人每日缠着他要钱,自然竹头也不砍了。我央人从中调解,但奔走半月犹得不到圆满解决。李新昌郁郁不欢。

  有一日,他自山场回来时,鼻子出血,右额眉一大块青肿,上衣撕成碎条片片,看上去十分狼狈。

  我大惊失色,迎出庭子。

  “老李,你--”

  “唔,没什么,”他淡淡地说:“挨了打了。”

  我问清了原来是因工资事,言语间和工人说僵了嘴,挨了工人的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此日李新昌异常激动,终日缄口不语,晚饭后又独自在书桌前坐起来,孤伶伶,冷清清。我想起这事跟自己有关,因而心中十分难过,但却又没有办法。

  第二日李新昌起得很早,一见面便告诉我他要走了。我颇觉意外。我告诉他纠纷近日内当可解决。他听着淡淡地笑了笑,说:“算了!”我默默地看了他一会。经一夜间的思考,他似乎把一切都想得很透彻,没有挽留的余地。他说那些竹头听凭我处理,但希望我代发工资。

  吃罢早饭,李新昌和我及内人握手告别。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的聚会.他在额眉的青肿未消,鼻翅子有块擦破伤。他虽然始终笑眯眯地尽量装得愉快,但我却自这笑中看出了一份悲哀,寂寞和惆怅的心。这是我所知他最落魄最坎坷的一段时间。

  “对不起!”我说:“我的事情拖累了你。”

  “不!”他说:“也许相反,是我拖累了你,我就是这样背时的。”

  未几,我兄弟去世,我和李新昌的关系也随之断绝。

  以后我听说他又做过许多事情,后来似乎又在台南经营什么化学工厂。这些消息都是间接得到的,而且极零碎。

  我正沉缅于往事的回忆,忽然外面扬起一阵喧哗的人声,打断了我的思路。一仰首,只见几个人正自一辆小包车鱼贯下地;一位中年绅士走在前边,后面几个人跟着,那是镇公所的职员,已自阳光下走进屋里来了。

  虽然十年不见,但我一眼看出那绅士正是李新昌。

  我本能地往后一缩,躲进书橱的阴影下,我不愿见他。

  李新昌手提大皮包,身穿丝质香港衫,指头一只大金戒,看上去潇洒,高贵,派头。而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身体上的变化。他的面庞饱满有肉,容光焕发,虽尚未至大腹便便,但已开始发胖了。那是一个大亨型的相貌。在他的身上,我第一次感觉到一个人的生理和他的事业的成败,有如此密切和显著的关系。他的声音、语气和举止,镇定而沉着,充满着自信,这也和以前不同的。

  总之,一切都变了,和十年前不同了。

  我看看他,再反视我自己:寒酸,穷困,潦倒!

  我又往后退缩一点。

  幸喜镇公所几个人已把十年前的旧事一股脑儿忘去了,而李新昌本人则不会想到会在这种地方碰见我,我会变成乡下可怜的书记。何况这十年间我的外貌已完全改观!老瘦,萎颓,衰弱,即使让他看见了,他也不会认得出来。

  正在此时,由他们那里蓦然扬起一片狂笑,在笑声中,一个人大声嚷着说道:“不行!不行!”

  这是李新昌的声音,它宏亮而快活。

  “不行!不行!你们乡下的女人不行!死板板地!你们几时来台南吧!她们的眼睛都会说话。抽烟!”

  最后的一句话是提高了嗓子说的。一支香烟随声自半空中掷落到我的写字台。接着又一支掷到同事面前。

  “抽烟!”

  我发觉他连“先生”的称呼都省略掉了。而那声气也是轻慢的。

  我自橱阴下定睛细看。只见他们几个人都人各一支香烟,正就着李新昌的打火机点火。他们个个都红光照面,酒味很浓,显然是酒席刚散。不一会儿,他们那里便已烟雾缭绕,烟味拌着酒味,一直漂到角落里来。

  李新昌没有看出我,虽然如此,我仍觉得他这掷香烟的举动是不应该的。这一掷,我们之间的一切便都完结了。这香烟飞行的空间,正表示着他和我之间已有了距离,他在那一端,我在这一端,他不便来,我不便去。

  此时我心中经验到一种极复杂的滋味,我分不清这感觉是什么。说它是一个人失去朋友时的悲哀固像,说它是一个人发现自己被弃时的悲愤也像,再说他是一个人忽然发觉自己的沦落而有的沉恨,又莫不像;可说三者兼而有之。

  他们坐了一会,便簇拥着上楼去了。

  同事捡起桌上的香烟,惊喜地说

  “咦!双喜呢,你不抽?”

  他把纸烟塞进嘴里,拿洋火点着。

  楼上飘来了电唱机的歌声。

  “一个人,就是要有钱,”同事静静地抽了几口烟之后感喟地说:“老钟,你说是不是?有钱,什么都好;人家也尊敬你!”

  但此时我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也许他--李新昌--已重新铸过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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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钟理和
Type: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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