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鄉人


  我幼年時,登上我的人種學第一課是福佬人(閩南人)。這個人是我父親商業上的朋友。大約在我三四歲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常常到我家來,在我家吃過一餐午飯,然後就走。但有時也會住下來,第二天才走。他人很高,很會笑。如果在我家住下來,那末,第二天要走時準會給我和二哥一角或二角錢;大概人還很好。待我年紀漸長,我才又知道有不少福佬人會到我們村子來做生意,媽時常由他們手裡買鹹魚、布、或綹線。這時,我也懂得點福佬話了。

  人種學的第二種人是日本人。經常著制服、制帽,腰佩長刀,鼻下蓄著撮短鬚。昂頭闊步。威風凜凜。他們所到,鴉雀無聲,人遠遠避開。

  「日本人來了!日本人來了!」

  母親們這樣哄誘著哭著的孩子。孩子不哭了。日本人會打人的,也許會把哭著的孩子帶走呢!



  六歲剛過,有一天,奶奶告訴我村裡來了個先生(老師)是原鄉人,爸爸要送我到那裡去讀書。但這位原鄉先生很令我感到意外。他雖然是人瘦瘦的,黃臉,背有點駝,但除此之外,我看不出和我們有什麼不同。這和福佬人日本人可有點兩樣。他們和我們是不同的。放學回來時我便和奶奶說及此事。奶奶聽罷,笑著說道:我們原來也是原鄉人;我們是由原鄉搬到這裡來的。

  這兒大大出乎我意想之外。我呆了好大一會兒。

  「是我爸搬來的嗎?」停了一會兒我問奶奶。

  「不是!是你爺爺的爺爺。」奶奶說。

  「為什麼要搬來呢?」

  「奶奶也說不上。」奶奶遺憾地說。「大概是那邊住不下人了。」

  「奶奶,」我想了想又說:「原鄉在那邊?是不是很遠?」

  「在西邊,很遠很遠;隔一條海,來時要坐船。」

  原鄉,海,船!這可是一宗大學問。我張口結舌,又呆住了。奶奶從來就不曾教過我這許多東西。

  第二年,先生換了人。據說也是原鄉人,但和前一個完全兩樣。他人微胖,紅潤的臉孔,眼睛奕奕有神,右頰有顆大大黑黑的痣,聲音宏亮。比起前一個來,這位原鄉先生已神氣多了。只是有一點:很多痰,並且隨便亂吐。還有,喜吃狗肉,尤其是乳狗。那時村裡幾乎家家都養狗,要吃狗肉是極隨便的。因此不到兩年,他的身體更胖了,臉色更紅了,但痰更多了。

  他宰狗極有技巧。他用左手的拇指及食指捏著狗脖子,右手拿刀往狗脖下一劃;小狗狺狺地在地上爬行幾步,然後一踉蹌。於是一連三隻。他又教人如何用狗尾翻腸子,真是再好再方便不過。

  他在我們村裡教了三年書,後來脖上長了一個大瘡,百方醫治無效,便捲了行李走了。但據說:後來死在船上,屍首被拋進海裡。村人都說他吃狗肉吃得太多了,才生那個瘡的。不過他教學有方,且又認真,是個好先生,因而村裡人都很以為惜。

  八歲時,因為入學校讀日本書,我就不再讀村塾了。

  我第三個認識的原鄉人,也是和狗肉結下不解緣的。但令我不解的,他並不是外處人,據我所知,卻是從來就住在村子裡。也有老婆,都已上了年紀了;有一個女兒。他眼睛不好,手腳有點顫抖,但打起狗兒來卻凶狠而勇猛。遇著他殺狗時,村裡大人小孩都把他圍成一圈。他家門口有株木棉樹,他就把他的狗繫在樹頭下,兩手揮起杯口粗的木棍使盡力氣向狗身上打下去。他的眼睛的不靈,使他的木棍不能每次都擊中要害,很快結束狗的生命;唯其如此,徒然增加了狗的痛苦。狗在繩子許可範圍內閃來閃去,踉蹌掙扎,叫得異常淒慘,血順著牠的舌頭、嘴唇滴落。全村的狗都著了魔似的瘋狂地吠著,但圍看的人卻屏聲靜氣,寂然不動。二哥叫我不要吐唾沫,並要把兩隻手藏在身後。

  紅的血和瘋狂的犬吠,更刺激了打狗者的殺心,木棍擊落:叭啦!叭啦!突的,狗的腦袋著了一棍,蹶然仆地;鼻孔,眼睛,全出血了。狗的肚子猛烈地起伏,四肢在地上亂抓一轉。狗掙扎著又爬了起來。但無情的木棍又擊下去了。

  我緊緊地靠著二哥。二哥一手挾抱我的腦袋,鼓勵我「不要怕!不要怕!」一聲淒絕的哀號過後,我再睜開眼睛。只見那可憐的動物直挺挺地躺在血泊裡,肚子起伏得更快更兇猛,四肢不住抽搐。

  二哥終於把我帶走了。

  有幾個大人聚坐在斜對過,村鋪前的石垣上談論此事。

  「多狠!」一個人這樣說。又有人問是誰家的狗?據他的意思,以為給他狗的人家也和他一樣狠心。

  「他給他們錢呢!」另一個人說。

  「給他們多少錢?」對方反駁道:「要是我,就是給再多錢,我也不幹。」

  「原鄉人都愛吃狗肉。」又有人這樣感喟地說。

  他──那位殺牲者──是原鄉人,這是我從來不知道的。

  回到家裡,我劈頭問奶奶:我爺爺吃不吃狗肉?

  「不吃!」奶奶說。

  「我爺爺的爺爺呢?」

  奶奶詫異地看著我,微笑地說:「我不知道。不過,我想他一定是不吃狗肉的。」然後奶奶問我怎麼要問這些事?

  我將所見的事向她說明,然後告訴她:他們說原鄉人都愛吃狗肉。

  「傻孩子,我們可不是原鄉人呀!」奶奶說。

  「我爺爺的爺爺可是原鄉人,這是奶奶說的。」

  「他是原鄉人,可是我們都不住在原鄉了。」

  我爺爺和我爺爺的爺爺不吃狗肉,這事確令我很滿意,但是奶奶對於「我們是那種人」的說明,卻叫人納悶。

  後來我又看見了更多的原鄉人,都是些像候鳥一樣來去無蹤的流浪人物,而且據我看來,都不是很體面的:賣蔘的、鑄犁頭的、補破缸爛釜的、修理布傘鎖匙的、算命先生、地理師(堪輿家)。同時我又發覺他們原來是形形色色,言語、服裝、體格,不盡相同。據大人們說,他們有寧波人、福州人、溫州人、江西人。這的確是件怪事。同是原鄉人,卻有如許差別!但對此,奶奶已不能幫我多少忙了。除此不算,我覺得他們都神奇、聰明、有本事。使破的東西經他們的手摸摸,待一會兒全變好了。我看主婦們收回她們的東西都心滿意足,可見他們修補得一定不錯。

  最令我驚奇並感到興趣的,是鑄犁頭的一班人。他們的生意,不像平常人是在白天幹,卻是在夜間幹的。他們人數多,塊頭大,一個個都是彪形大漢,肩挑重負,頭戴寬邊大竹笠;這笠兒他們也可以當扇子來搧剛出模的火紅犁頭的。他們到了村子,便搖著鐵片嘩啦嘩啦地各處走著,向人家收集破犁頭。夜幕一落,他們便生火熔鐵;一個人弓著背拉著風箱,把隻熔爐吹得烈焰融融。一個人把鑄模承著爐口,拿隻鉗兒把爐子一傾,赤熱的熔液自爐口流進模裡,火星四射,煞是可怕,但那人毫無懼色。但袒胸,臉上流汗,用每個身當重任的人所有的那種無比的堅毅、冷靜和沉著,做完一切。熾紅的火光用雕刻性的效果,把他的身軀凸現成一柱巨人。這場面懾住了我的思想。我覺得他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人物。

  第二日我清早起來時,他們已經走了,場地上留下一堆煤的燒渣。它燒成各色各樣奇形怪狀的東西,豐富了我們的玩具箱。



  待我年事漸長,我自父親的談話中得知原鄉本叫做「中國」,原鄉人叫做「中國人」;中國有十八省,我們便是由中國廣東省嘉應州遷來的。後來,我又查出嘉應州是清制,如今已叫梅縣了。

  到公學校(如今的國民小學)五六年級,開始上地理課;這時我發覺中國又變成「支那」,中國人變成了「支那人」。在地圖上,中國和臺灣一衣帶水,它隔著條海峽向臺灣劃著一條半月形弧線,自西南角一直劃到東北角。我沒有想到它竟是如此之大!它比起臺灣不知要大好幾百倍。但奶奶卻說我爺爺的爺爺因為原鄉住不下人才搬到臺灣來的。這是怎麼說的呢?

  日本老師時常把「支那」的事情說給我們聽。他一說及支那時,總是津津有味。精神也格外好。兩年之間,我們的耳朵便已裝滿了支那,支那人,支那兵等各種名詞和故事。這些名詞都有它所代表的意義;支那代表衰老破敗;支那人代表鴉片鬼,卑鄙骯髒的人種;支那兵代表怯懦,不負責等等。

  老師告訴我們:有一回,有一個外國人初到中國,他在碼頭上掏錢時掉了幾個硬幣,當即有幾個支那人趨前拾起。那西洋人感動得儘是道謝不迭。但結果是他弄錯了。因為他們全把撿起的錢裝進自己的兜裡去了。

  然後就是支那兵的故事。老師問我們;倘使敵我兩方對陣時應該怎麼樣?開槍打!我們說。對!支那兵也開槍了。但是向哪裡開槍?向對方,我們又說。老師詭祕地搖搖頭;不對!他們向天上開槍。這可把我們呆住了。為什麼呢?於是老師說道:他們要問問對方,看看哪邊錢拿得多。因為支那兵是拿錢雇來的。倘使那邊錢多,他們便跑到那裡去了。

  支那人和支那兵的故事是沒完的,每說完一個故事,老師便問我們覺得怎樣。是的,覺得怎樣呢?這是連我們自己也無法弄明白的。老師的故事,不但說得有趣,而且有情,有理,我不能決定自己該不該相信。

  我重新凝視那優美的弧線。除開它的廣大之外,它不會對我說出什麼來。



  同時,父親和二哥則自不同的方向影響我。

  這時父親正在大陸做生意,每年都要去巡視一趟。他的足跡遍及沿海各省,上自青島、膠州灣,下至海南島。他對中國的見聞很廣,這些見聞有得自閱讀,有得自親身經歷。村人們喜歡聽父親敘述中國的事情。原鄉怎樣,怎樣,是他們百聽不厭的話題。父親敘述中國時,那口吻就和一個人在敘述從前顯赫而今沒落的舅舅家一樣,帶了二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嘆息。因而這裡就有不滿、有驕傲、有傷感。

  他們衷心願見舅舅家強盛,但現實的舅舅家卻令他們傷心,我常常聽見他們嘆息:「原鄉!原鄉!」

  有一次,父親不辭跋涉之勞深入嘉應州原籍祭掃祖先,回來時帶了一位據說是我遠房的堂兄同來。村人聞訊,群來探問「原鄉老家」的情形。父親搖了半天頭,然後又生氣又感慨地說:地方太亂,簡直不像話;又說男人們強壯的遠走海外,在家的又懶、又軟弱。像堂兄家,父親和兩個哥哥都走南洋,如今他又來臺灣,家裡就只剩下三個婦人──一個老婆婆和兩個年輕兒媳;再有,則是幾個小孩了。大家聽著,又都嘆息不止。

  後來父親對海南島大感興趣,曾有和族人集體移民到榆林去捕魚的計畫。他先去視察了兩趟,覺得滿意,然後第三次邀了四位族人同往。他們準備如這次視察也能滿意,回來後即把計畫付諸實現。但沒想到他們的汽車自海口出發後第二日便中途遇匪,在一個小縣城困守十多天,飽受一場虛驚,終於不得不取消視察,敗興而返。希望幻滅,父親和族人就此結束了發財的美夢,從此絕口不提海南島和捕魚的事情了。

  同年末,上海傳來壞消息:公司倒了。父親席不暇暖的匆匆就道。回來時,那是又暴躁、又生氣、又傷心,言笑之間失去了往日快樂和藹的神彩,經過很久才得恢復正常態。



  但真正啟發我對中國發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我這位二哥,少時即有一種可說是與生俱來的強烈傾向──傾慕祖國大陸。在高雄中學時,曾為「思想不穩」──反抗日本老師,及閱讀「不良書籍」──《三民主義》,而受到兩次記過處分,並累及父親被召至學校接受警告。

  中學畢業那年,二哥終於請准父親的許可,償了他「看看中國」的心願。他在南京上海等地暢遊了一個多月,回來時帶了一部留聲機,和許多蘇州西湖等名勝古跡的照片。那天夜裡,我家來了一庭子人。我把唱機搬上庭心,開給他們聽,讓他們盡情享受「原鄉的」歌曲。唱片有:梅蘭芳的霸王別姬、廉錦楓、玉堂春、和馬連良、荀慧生的一些片子。還有粵曲:小桃紅、昭君怨;此外不多的流行歌。

  粵曲使我著迷;它所有的那低迴激盪,纏綿悱惻的情調聽得我如醉如癡,不知己身之何在。這些曲子,再加上那賞心悅目的名勝風景,大大的觸發了我的想像,加深了我對海峽對岸的嚮往。

  我幾次要求父親讓我到大陸唸中學;父親不肯。我又求二哥幫忙說項,但二哥說這事不會有希望,因為父親對中國很灰心。

  父親在大陸的生意失敗後,轉而至屏東經商;二哥也遠赴日本留學去了。第二年七七事變發生,日本舉國騷然;未幾,我被編入防衛團。堂兄回原鄉去了。我和他相處數年,甚為和洽,此番離別,兩人都有點捨不得。

  戰事愈演愈烈,防衛團的活動範圍愈來愈廣;送出征軍人、提燈遊行、防空演習、交通管制。四個月間,北平、天津、太原相繼淪陷,屏東的日本人歡喜若狂,夜間燈火滿街飛,歡呼之聲通宵不歇。

  就在這時候,二哥自日本匆匆回來了。看上去,他昂奮而緊張,眼睛充血,好像不曾好好睡覺。他因何返臺,父親不解,他也沒有說明。他每日東奔西走,異常忙碌,幾置寢食於不顧。有一次,他領我到鄉下一家人家,有十幾個年輕人聚在一間屋子裡,好像預先有過約定。屋裡有一張大床鋪,大家隨便坐著;除開表兄一個,全與我面生。

  他們用流利的日語彼此辯論著,他們時常提起文化協會、六十三條、中國、民族、殖民地等名詞。這些名詞一直是我不感興趣的,因而,這時聽起來半懂不懂。兩小時後討論會毫無所獲而散。二哥似乎很失望。

  同日晚上,二哥邀父親在我隔壁父親臥室中談話。起初兩人的談話聽起來似乎還和諧融洽,但是越談兩人的聲音越高,後來終於變成爭論。我聽得見二哥激昂而熱情的話聲。然後爭執論戛然而止。二哥出來時怏怏不樂;兩隻眼睛彷彿兩把烈火。是夜,我睡了一覺醒來,還看見二哥一個人伏在桌上寫東西。

  數日後,二哥便回日本去了。臨行,父親諄諄叮囑:你讀書人只管讀書,不要管國家大事。父親的口氣帶有愧歉和安慰的成份。但二哥情思悄然,對父親的話,充耳不聞。

  二哥再度自日本回來時,人已平靜、安詳,不再像前一次的激動了。這時國民政府已遷至重慶,時局漸呈膠著狀態。二哥說日本人已在作久遠的打算;中國也似決意抗戰到底,戰事將拖延下去。他已決定要去大陸。很奇怪的,父親也不再固執己見了,但也不表高興。

  我和表兄送二哥到高雄;他已和北部的夥伴約好在臺北碰頭。一路上都有新兵的送行行列。新兵肩繫紅布,頻頻向人們點首微笑。送行的人一齊拉長了脖子在唱陸軍行進曲。

  ∮

  替天討伐不義,

  我三軍忠勇無比,

  …………

  二哥深深地埋身車座裡,表情嚴肅,緘默不語。我平日欽仰二哥,此時更意識到他的軒昂超越。我告訴他我也要去大陸。二哥微露笑意,靜靜低低地說:好,好,我歡迎你來。

  二哥走後不久,憲兵和特務時常來家中盤查他的消息。他們追究二哥到那裡去及做什麼事。我們一概答以不知。事實上二哥去後杳無音信,我們連他是否到了大陸也不知道。



  防衛團的職務要辭辭不掉,要擺擺不脫,著實令人煩惱。我曾以素有膽石病為由請辭團長,但不為允許。團長是一位醫生,他解開內衣讓我看看他開刀後的疤痕,然後拍著我的肩膀安慰我說膽石開刀不難,只要我願意,他也可以為我效勞。

  有一次防空演習,防衛團一半人管制交通,另一半人分區監視全街的燈火。時間已過午夜十二時。我們那一區忽然發現有一線燈光。我們──我和我的夥伴,按著地點很快就找出漏光的人家了。那是一間糕餅鋪,老闆出來應門沒有把遮光布幕遮攏,以致燈光外漏。

  我們以情有可原,祇告誡了一番之後便預備退出。但此時一個有一對老鼠眼的日本警察自後面進來了。他像一頭猛獸在滿屋裡咆哮了一陣,然後不容分說把老闆的名字記下來。

  「那老闆是唐山人(閩南語。即客家語的原鄉人)」

  回到監視臺上,我的夥伴說。他是「老屏東」,知道許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唐山人?那他怎麼不回唐山去呢,都戰爭了?」

  我也用閩南語問他。

  「他捨不得嘛,他這裡娶了老婆,又有鋪子!」

  然後他又告訴我前些時捐款時,這位老闆沒有捐到日本人所希望的數目,因此日本人對他很不滿。這次他可能會吃苦頭。

  我們由此談到這次的中日戰爭。這位夥伴認為中國打勝仗的希望甚微。

  「戰爭需要團結,」他說:「可是中國人太自私,每個人只愛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翌日,我們在警察署聚合。忽然有一個人自司法室搖搖擺擺的爬上停在門口的一輛人力車,彷彿身帶重病,垂頭喪氣,十分衰弱。那人矮矮的身材,微胖。在人群中,我和昨晚的夥伴默默地互看了一眼。只有我們兩人知道,這是發生了什麼事情。那車上的正是漏光的糕餅鋪的老闆。

  目送遠去的人力車,我不覺想起夥伴所說的話:他是應該回去的!

  當日黃昏時分,我獨自一人坐在公園水池邊,深深感到寂寞。我的心充滿了對二哥的懷念,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到了重慶,此刻在做什麼。失去二哥,我的生活宛如被抽去內容,一切都顯得空虛而沒有意義。我覺得我是應該跟去的;我好像覺得他一直在什麼地方等候我。

  「歡迎你來!歡迎你來!」二哥的聲音在我耳畔一直縈繞不絕。



  其後不久,我就走了──到大陸去。

  我沒有護照;但我探出一條便道,先搭船到日本,再轉往大連;到了那裡,以後往南往北,一切都隨你的便。

  我就這樣走了。

  我沒有給自己定下要做什麼的計畫,祇想離開當時的臺灣;也沒有到重慶去找二哥。

  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二哥如此,我亦沒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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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鍾理和
Type: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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