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歷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蹟，似乎久已被湮沒了。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遺憾的事情。

　　最近我同史學界的個別朋友，偶然談起此人。回來翻閱一些史料，才發現舊史家對李三才的評論頗有問題，應該重新加以研究。

　　李三才字道甫，別號修吾，明代萬曆二年進士，曾任“右僉都御史”“鳳陽巡撫”“戶部尚書”等官職。他反對當時徵收礦稅的辦法，並且積極支持東林黨人。他是《明史》上的有名人物。

　　清初張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傳》。這一篇列傳的末段，有幾行帶總結性的文字。它寫道：

　　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撫淮十三年，結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爲衆所毀。其後擊三才者，若邵輔忠、徐兆魁輩，鹹以附魏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者，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皆表表爲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爲賢。

　　看了這段文字，我們就不難想見，歷來關於李三才的評論，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兩派觀點。一派人說他好，一派人說他壞。這兩派愛憎分明，旗鼓相對。這對於研究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者，卻也是個值得重視的例子。雖然，李三才遠不能與歷史上最著名的大人物相比，可是像他這樣的歷史人物，數量更多，更需要進行具體的分析研究。

　　《明史》說李三才“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這句話並不是好話。如果照這樣說，李三才似乎是慣於耍手段，弄權術的人。可是，事實卻不是這樣。據明代《神宗實錄》的材料，李三才於神宗萬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陳述礦稅的弊害。他大膽地揭發了太監利用徵收礦稅的名義，大肆勒索，爲非作惡的罪行。萬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對礦稅，並且提議修浚河渠、建築水閘、防治水旱。這些主張都沒有被採納，反而被“奪俸五月”。這怎麼能說是“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呢？

　　因爲多次上疏沒有結果，李三才曾經請求辭官回家，卻又有許多朝士上疏加以挽留。當任職“鳳陽巡撫”的期間，他也曾搜抄了太監陳增的爪牙程守訓的幾十萬贓款及奇珍異寶、龍文服器等等，並將程守訓“下吏伏法，遠近大快”。這大概就是被認爲“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的證據吧！

　　當然，在那個時候還出現了攻擊封建黑暗政治的“東林黨人”，而“三才與深相結”。因此，當時有一班頑固腐敗的勢力，極力攻擊顧憲成、高攀龍等東林黨人，同時也極力攻擊李三才。後來魏忠賢的一夥人，更把李三才和東林黨人同樣當做不共戴天的仇敵，那是毫不足怪的。

　　那一班頑固腐敗勢力，以邵輔忠、徐兆魁等人爲代表，在太監們的嗾使之下，自然要大肆攻擊李三才。他們攻擊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具貪、僞、險、橫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終於退歸故里以後，他們還要把“盜皇木營建私第”等罪名，加於李三才身上。這也許正是《明史》說他“性不能持廉”的事實根據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請遣中官按問”，“請諸臣會勘”，“請上親鞫”。看來他是理直氣壯的，而萬曆的朝廷卻不敢徹底查究這個事實。問題的真相如何，這不是很明白了嗎？

　　孫承澤的《畿輔人物誌》和孫奇逢的《畿輔人物考》都說：

　　（李三才）嘗語其子：身歿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車載出，一效張湯故事。亦足悲矣。公歿後，壙無志，墓無碑，所著無自欺堂稿、雙鶴軒集、誠恥錄諸書，無一存者。

　　從他生前死後的這些事實中，我們對於李三才的一生爲人雖然不能認爲全無缺點，但是，他總應該算是一個正面的歷史人物啊。這篇短文不可能也不打算詳細評論有關李三才的全部歷史事實，然而，如果因此引起一部分朋友的興趣，或者在通縣一帶還能找到他的著作，那不是很有意思嗎？孫承澤在他的《畿輔人物誌》中還說，李三才曾在“京師卜宅城東之張家灣”。也許我們還能找到他的故宅遺址，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