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血集不成问题的问题

  任何人来到这里——树华农场——他必定会感觉到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战争,和战争所带来的轰炸、屠杀,与死亡。专凭风景来说,这里真值得被呼为乱世的桃源。前面是刚由一个小小的峡口转过来的江,江水在冬天与春天总是使人愿意跳进去的那么澄清碧绿。背后是一带小山。山上没有什么,除了一丛丛的绿竹矮树,在竹树的空处往往露出赭色的块块儿,像是画家给点染上的。

  小山的半腰里,那青青的一片,在青色当中露出一两块白墙和二三屋脊的,便是树华农场。江上的小渡口,离农场大约有半里地,小船上的渡客,即使是往相反的方向去的,也往往回转头来,望一望这美丽的地方。他们若上了那斜着的坡道,就必定向农场这里指指点点,因为树上半黄的橘柑,或已经红了的苹果,总是使人注意而想夸赞几声的。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或遇到什么大家休假的日子,城里的士女有时候也把逛一逛树华农场作为一种高雅的举动,而这农场的美丽恐怕还多少的存在一些小文与短诗之中咧。

  创办一座农场必定不是为看着玩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专来谀赞风景而忽略更实际一些的事儿了。由实际上说,树华农场的用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江就在它的脚底下。出品的运出也没有问题。它离重庆市不过三十多里路,江中可以走船,江边上也有小路。它的设备是相当完美的:有鸭鹅池、有兔笼、有花畦、有菜圃、有牛羊圈、有果园。鸭蛋、鲜花、青菜、水果、牛羊乳……都正是像重庆那样的都市所必需的东西。况且,它的创办正在抗战的那一年;重庆的人口,在抗战后,一天比一天多;所以需要的东西,像青菜与其他树华农场所产生的东西,自然的也一天比一天多。赚钱是没有问题的。

  从渡口上的坡道往左走不远,就有一些还未完全风化的红石,石旁生着几丛细竹。到了竹丛,便到了农场的窄而明洁的石板路。离竹丛不远,相对的长着两株青松,松树上挂着两面粗粗刨平的木牌,白漆漆着“树华农场”。石板路边,靠江的这一面,都是花;使人能从花的各种颜色上,慢慢地把眼光移到碧绿的江水上面去。靠山的一面是许多直立的扇形的葡萄架,架子的后面是各种果树。走完了石板路,有一座不甚高,而相当宽的藤萝架,这便是农场的大门,横匾上刻着“树华”两个隶字。进了门,在绿草上,或碎石堆花的路上,往往能看见几片柔软而轻飘的鸭鹅毛,因为鸭鹅的池塘便在左手方。这里的鸭是纯白而肥硕的,真正的北平填鸭。对着鸭池是平平的一个坝子,没有隙地的种着花草与菜蔬。在坝子的末端,被竹树掩覆着,是办公厅。这是相当坚固而十分雅致的一所两层的楼房,花果的香味永远充满了全楼的每一角落。牛羊圈和工人的草舍又在楼房的后边,时时有羊羔悲哀地啼唤。

  这一些设备,教农场至少要用二十来名工人。可是,以它的生产能力,和出品销路的良好来说,除了一切开销,它还应当赚钱。无论是内行人还是外行人,只要看过这座农场,大概就不会想像到这是赔钱的事业。

  然而,树华农场赔钱。

  创办的时候,当然要往“里”垫钱。但是,鸡鸭、青菜、鲜花、牛羊乳,都是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可以在利润方面有些数目字的。按照行家的算盘上看,假若第二年还不十分顺利的话,至迟在第三年的开始就可以绝对地看赚了。

  可是,树华农场的赔损是在创办后的第三年。在第三年首次股东会议的时候,场长与股东们都对着账簿发了半天的楞。

  赔点钱,场长是绝不在乎的,他不过是大股东之一,而被大家推举出来作场长的。他还有许多比这座农场大的多的事业。可是,即使他对这小小的事业赔赚都不在乎,即使他一走到院中,看看那些鲜美的花草,就把赔钱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现在——在股东会上——究竟有点不大好过。他自信是把能手,他到处会赚钱,他是大家所崇拜的实业家。农场赔钱?这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赔点钱,股东他们赔点钱,都没有关系:只是,下不来台!这比什么都要紧!

  股东们呢,多数的是可以与场长立在一块儿呼兄唤弟的。他们的名望、资本、能力,也许都不及场长,可是在赔个万儿八千块钱上来说,场长要是沉得住气,他们也不便多出声儿。很少数的股东的确是想投了资,赚点钱,可是他们不便先开口质问,因为他们股子少,地位也就低,假若粗着脖子红着筋地发言,也许得罪了场长和大股东们——这,恐怕比赔点钱的损失还更大呢。

  事实上,假若大家肯打开窗子说亮话,他们就可以异口同声地,确凿无疑地,马上指出赔钱的原因来。原因很简单,他们错用了人。场长,虽然是场长,是不能,不肯,不会,不屑于到农场来监督指导一切的。股东们也不会十趟八趟跑来看看的——他们只愿在开会的时候来作一次远足,既可以欣赏欣赏乡郊的景色,又可以和老友们喝两盅酒,附带地还可以露一露股东的身份。除了几个小股东,多数人接到开会的通知,就仿佛在箱子里寻找迎节当令该换的衣服的时候,偶然的发现了想不起怎么随手放在那里的一卷钞票——“呕,这儿还有点玩艺儿呢!”

  农场实际负责任的人是丁务源,丁主任。

  丁务源,丁主任,管理这座农场已有半年。农场赔钱就在这半年。

  连场长带股东们都知道,假若他们脱口而出地说实话,他们就必定在口里说出“赔钱的原因在——”的时节,手指就确切无疑地伸出,指着丁务源!丁务源就在一旁坐着呢。

  但是,谁的嘴也没动,手指自然也就无从伸出。

  他们,连场长带股东,谁没吃过农场的北平大填鸭,意大利种的肥母鸡,琥珀心的松花,和大得使儿童们跳起来的大鸡蛋鸭蛋?谁的瓶里没有插过农场的大枝的桂花,腊梅,红白梅花,和大朵的起楼子的芍药,牡丹与茶花?谁的盘子里没有盛过使男女客人们赞叹的山东大白菜,绿得像翡翠般的油菜与嫩豌豆?

  这些东西都是谁送给他们的?丁务源!

  再说,谁家落了红白事,不是人家丁主任第一个跑来帮忙?谁家出了不大痛快的事故,不是人家丁主任像自天而降的喜神一般,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是的,丁主任就在这里坐着呢。可是谁肯伸出指头去戳点他呢?

  什么责任问题,补救方法,股东会都没有谈论。等到丁主任预备的酒席吃残,大家只能拍拍他的肩膀,说声“美满的闭会”了。

  丁务源是哪里的人?没有人知道。他是一切人——中外无别——的乡亲。他的言语也正配得上他的籍贯,他会把他所到过的地方的最简单易学的话,例如四川的“啥子”与“要得”,上海的“唔啥”,北平的“妈啦巴子”……都美好的联结到一处,变成一种独创的“国语”;有时候也还加上一半个“孤得”,或“夜司”,增加一点异国情味。

  四十来岁,中等身量,脸上有点发胖,而肉都是亮的,丁务源不是个俊秀的人,而令人喜爱。他脸上那点发亮的肌肉,已经教人一看就痛快,再加上一对光满神足,顾盼多姿的眼睛,与随时变化而无往不宜的表情,就不只讨人爱,而且令人信任他了。最足以表现他的天才而使人赞叹不已的是他的衣服。他的长袍,不管是绸的还是布的,不管是单的还是棉的,永远是半新半旧的,使人一看就感到舒服;永远是比他的身裁稍微宽大一些,于是他垂着手也好,揣着手也好,掉背着手更好,老有一些从容不迫的气度。他的小褂的领子与袖口,永远是洁白如雪;这样,即使大褂上有一小块油渍,或大襟上微微有点折绉,可是他的雪白的内衣的领与袖会使人相信他是最爱清洁的人。他老穿礼服呢厚白底子的鞋,而且裤脚儿上扎着绸子带儿;快走,那白白的鞋底与颤动的腿带,会显出轻灵飘洒;慢走,又显出雍容大雅。长袍,布底鞋,绸子裤脚带儿合在一处,未免太老派了,所以他在领子下面插上了一支派克笔和一支白亮的铅笔,来调和一下。

  他老在说话,而并没说什么。“是呀”,“要得么”,“好”,这些小字眼被他轻妙地插在别人的话语中间,就好像他说了许多话似的。到必要时,他把这些小字眼也收藏起来,而只转转眼珠,或轻轻一咬嘴唇,或给人家从衣服上弹去一点点灰。这些小动作表现了关切,同情,用心,比说话的效果更大得多。遇见大事,他总是斩钉截铁地下这样的结论——没有问题,绝对的!说完这一声,他便把问题放下,而闲扯些别的,使对方把忧虑与关切马上忘掉。等到对方满意地告别了,他会倒头就睡,睡三四个钟头;醒来,他把那件绝对没有问题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直等到那个人又来了,他才想起原来曾经有过那么一回事,而又把对方热诚地送走。事情,照例又推在一边。及至那个人快恼了他的时候,他会用农场的出品使朋友仍然和他相好。天下事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

  他吃得好,穿得舒服,睡得香甜,永远不会发愁。他绝对没有任何理想,所以想发愁也无从发起。他看不出社会上彼此敷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知道敷衍能解决一切,至少能使他无忧无虑,脸上胖而且亮。凡足以使事情敷衍过去的手段,都是绝妙的手段。当他刚一得到农场主任的职务的时候,他便被姑姑老姨舅爷,与舅爷的舅爷包围起来,他马上变成了这群人的救主。没办法,只好一一敷衍。于是一部分有经验的职员与工人马上被他“欢送”出去,而舅爷与舅爷的舅爷都成了护法的天使。占据了地上的乐园。

  没被辞退的职员与园丁,本都想辞职。可是,丁主任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他们由书面上通知他,他连看也不看。于是,大家想不辞而别。但是,赶到真要走出农场时,大家的意见已经不甚一致。新主任到职以后,什么也没过问,而在两天之中把大家的姓名记得飞熟,并且知道了他们的籍贯。

  “老张!”丁主任最富情感的眼,像有两道紫外光似的射到老张的心里,“你是广元人呀?乡亲!硬是要得!”丁主任解除了老张的武装。

  “老谢!”丁主任的有肉而滚热的手拍着老谢的肩膀,“呕,恩施?好地方!乡亲!要得么!”于是,老谢也缴了械。

  多数的旧人们就这样受了感动,而把“不辞而别”的决定视为一时的冲动,不大合理。那几位比较坚决的,看朋友们多数鸣金收兵,也就不便再说什么,虽然心里还有点不大得劲儿。及至丁主任的胖手也拍在他们的肩头上,他们反觉得只有给他效劳,庶几乎可以赎出自己的行动幼稚,冒昧,的罪过来。“丁主任是个朋友!”这句话即使不便明说,也时常在大家心中飞来飞去,像出笼的小鸟,恋恋不忍去似的。

  大家对丁主任的信任心是与时俱增的。不管大事小事,只要向丁主任开口,人家丁主任是不会眨眨眼或楞一楞再答应的。他们的请托的话还没有说完,丁主任已说了五个“要得”。丁主任受人之托,事实上,是轻而易举的。比方说,他要进城——他时常进城——有人托他带几块肥皂。在托他的人想,丁主任是精明人,必能以极便宜的价钱买到极好的东西。而丁主任呢,到了城里,顺脚走进那最大的铺子,随手拿几块最贵的肥皂。拿回来,一说价钱,使朋友大吃一惊。“货物道地,”丁主任要交代清楚,“你晓得!多出钱,到大铺子去买,吃不了亏!你不要,我还留着用呢!你怎样?”怎能不要呢,朋友只好把东西接过去,连声道谢。

  大家可是依旧信任他。当他们暗中思索的时候,他们要问:托人家带东西,带来了没有?带来了。那么人家没有失信。东西贵,可是好呢。进言无二价的大铺子买东西,谁不会呢,何必托他?不过,既然托他,他——堂堂的丁主任——岂是挤在小摊子上争钱讲价的人?这只能怪自己,不能怪丁主任。

  慢慢地,场里的人们又有耳闻:人家丁主任给场长与股东们办事也是如此。不管办个“三天”,还是“满月”,丁主任必定闻风而至,他来到,事情就得由他办。烟,能买“炮台”就买“炮台”,能买到“三五”就是“三五”。酒,即使找不到“茅台”与“贵妃”,起码也是绵竹大。饭菜,呕,先不用说饭菜吧,就是糖果也必得是冠生园的,主人们没法挑眼。不错,丁主任的手法确是太大;可是,他给主人们作了脸哪。主人说不出话来,而且没法不佩服丁主任见过世面。有时候,主妇们因为丁主任太好铺张而想表示不满,可是丁主任送来的礼物,与对她们的殷勤,使她们也无从开口。她们既不出声,男人们就感到事情都办得合理,而把丁主任看成了不起的人物。这样,丁主任既在场长与股东们眼中有了身分,农场里的人们就不敢再批评什么;即使吃了他的亏,似乎也是应当的。

  及至丁主任作到两个月的主任,大家不但不想辞职,而且很怕被辞了。他们宁可舍着脸去逢迎谄媚他,也不肯失掉了地位。丁主任带来的人,因为不会作活,也就根本什么也不干。原有的工人与职员虽然不敢照样公然怠工,可是也不便再像原先那样实对实地每日作八小时工。他们自动把八小时改为七小时,慢慢地又改为六小时,五小时。赶到主任进城的时候,他们干脆就整天休息。休息多了,又感到闷得慌,于是麻将与牌九就应运而起;牛羊们饿得乱叫,也压不下大家的欢笑与牌声。有一回,大家正赌得高兴,猛一抬头,丁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人不知鬼不觉地站在老张的后边!大家都楞了!

  “接着来,没关系!”丁主任的表情与语调顿时教大家的眼都有点发湿。“干活是干活,玩是玩!老张,那张八万打得好,要得!”

  大家的精神,就像都刚胡了满贯似的,为之一振。有的人被感动得手指直颤。

  大家让主任加入。主任无论如何不肯破坏原局。直等到四圈完了,他才强被大家拉住,改组。“赌场上可不分大小,赢了拿走,输了认命,别说我是主任,谁是园丁!”主任挽起雪白的袖口,微笑着说。大家没有异议。“还玩这么大的,可是加十块钱的望子,自摸双?”大家又无异议。新局开始。主任的牌打得好。不但好,而且牌品高。打起牌来,他一声不出,连“要得”也不说了。他自己和牌,轻轻地好像抱歉似的把牌推倒。别人和牌,他微笑着,几乎是毕恭毕敬地送过筹码去。十次,他总有八次赢钱,可是越赢越受大家敬爱;大家仿佛宁愿把钱输给主任,也不愿随便赢别人几个。把钱给丁主任似乎是一种光荣。

  不过,从实际上看,光荣却不像钱那样有用。钱既输光,就得另想生财之道。由正常的工作而获得的收入,谁都晓得,是有固定的数目。指着每月的工资去与丁主任一决胜负是作不通的。虽然没有创设什么设计委员会,大家可是都在打主意,打农场的主意。主意容易打,执行的勇气却很不易提起来。可是,感谢丁主任,他暗示给大家,农场的东西是可以自由处置的。没看见吗,农场的出品,丁主任都随便自己享受,都随便拿去送人。丁主任是如此,丁主任带来的“亲兵”也是如此,那么,别人又何必分外的客气呢?

  于是,树华农场的肥鹅大鸭与油鸡忽然都罢了工,不再下蛋,这也许近乎污蔑这一群有良心的动物们,但是农场的账簿上千真万确看不见那笔蛋的收入了。外间自然还看得见树华的有名的鸭蛋——为孵小鸭用的——可是价钱高了三倍。找好鸭种的人们都交头接耳地嘀咕:“树华的填鸭鸭蛋得托人情才弄得到手呢。”在这句话里,老张,老谢,老李都成了被恳托的要人。

  在蛋荒之后,紧接着便是按照科学方法建造的鸡鸭房都失了科学的效用。树华农场大闹黄鼠狼,每晚上都丢失一两只大鸡或肥鸭。有时候,黄鼠狼在白天就出来为非作歹,而在他们最猖獗的时期,连牛犊和羊羔都被劫去;多么大的黄鼠狼呀!

  鲜花,青菜,水果的产量并未减少,因为工友们知道完全不工作是自取灭亡。在他们赌输了,睡足了之后,他们自动地努力工作,不是为公,而是为了自己。不过,产量虽未怎么减少,农场的收入却比以前差的多了。果子,青菜,据说都闹虫病。果子呢,须要剔选一番,而后付运,以免损害了农场的美誉。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落选的果子仿佛更大更美丽一些,而先被运走。没人能说出道理来,可是大家都喜欢这么作。菜蔬呢,以那最出名的大白菜说吧,等到上船的时节,三斤重的就变成了二斤或一斤多点;那外面的大肥叶子——据说是受过虫伤的——都被剥下来,洗净,另捆成一把一把的运走,当作“猪菜”卖。这种猪菜在市场上有很高的价格。

  这些事,丁主任似乎知道,可没有任何表示,当夜里闹黄鼠狼子的时候,即使他正醒着,听得明明白白,他也不会失去身分地出来看看。及至次晨有人来报告,他会顺口答音地声明:“我也听见了,我睡觉最警醒不过!”假若他高兴,他会继续说上许多关于黄鼬和他夜间怎样警觉的故事。当被黄鼬拉去而变成红烧的或清燉的鸡鸭,摆在他的眼前,他就绝对不再提黄鼬,而只谈些烹饪上的问题与经验;一边说着,一边把最肥的一块鸭夹起来送给别人:“这么肥的鸭子,非挂炉烧烤不够味;清燉不相宜,不过,汤还要得!”他极大方地尝了两口汤。工人们若献给他钱——比如卖猪菜的钱——他绝对不肯收。“咱们这里没有等级,全是朋友;可是主任到底是主任,不能吃猪菜的钱!晚上打几圈儿好啦!要得吗?”他自己亲热地回答上,“要得!”把个“得”字说得极长。几圈麻将打过后,大家的猪菜钱至少有十分之八,名正言顺地入了主任的腰包。当一五一十的收钱的时候,他还要谦逊地声明:“咱们的牌都差不多,谁也说不上高明。我的把弟孙宏英,一月只打一次就够吃半年的。人家那才叫会打牌!不信,你给他个司长,他都不作,一个月打一次小牌就够了!”


  秦妙斋从十五岁起就自称为宁夏第一才子。到二十多岁,看“才子”这个词儿不大时行了,乃改称为全国第一艺术家。据他自己说,他会雕刻,会作画,会弹古琴与钢琴,会作诗,小说,与戏剧;全能的艺术家。可是,谁也没有见过他雕刻,画图,弹琴,和作文章。

  在平时,他自居为艺术家,别人也就顺口答音地称他为艺术家,原本不算什么。到了抗战时期,正是所谓国乱显忠臣的时候,艺术家也罢,科学家也罢,都要拿出他的真正本领来报效国家,而秦妙斋先生什么也拿不出来。这也不算什么。假若他肯虚心地去学习,说不定他也许有一点天才,能学会画两笔,或作些简单而通俗的文字,去宣传抗战,或者,干脆放弃了天才的梦,而脚踏实地地去作中小学的教师,或到机关中服务,也还不失为尽其在我。可是他不肯去学习,不肯去吃苦,而只想飘飘摇摇地作个空头艺术家。

  他在抗战后,也曾加入艺术家们的抗战团体。可是不久便冷淡下来,不再去开会。因为在他想,自己既是第一艺术家,理当在各团体中取得领导的地位。可是,那些团体并没有对他表示敬意。他们好像对他和对一切好虚名的人都这么说:谁肯出力作抗战工作,谁便是好朋友;反之,谁要是借此出风头,获得一点虚名与虚荣,谁就乘早儿退出去。秦妙斋退了出来。但是,他不甘寂寞。他觉得这样的败退,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浅薄虚伪,而是因为他的本领出众,不见容于那些妒忌他的人们。他想要独树一帜,自己创办一个什么团体,去过一过领导的瘾。这,又没能成功,没有人肯听他号召。在这之后,他颇费了一番思索,给自己想出两个字来:清高。当他和别人闲谈,或独自呻吟的时候,他会很得意地用这两个字去抹杀一切,而抬高自己:“现而今的一般自命为艺术家的,都为了什么?什么也不为,除了钱!真正懂得什么叫作清高的是谁?”他的鼻尖对准了自己的胸口,轻轻地点点头。“就连那作教授的也算不上清高,教授难道不拿薪水么?……”可是“你怎么活着呢?你的钱从什么地方来呢?”有那心直口快的这么问他。“我,我,”他有点不好意思,而不能回答:“我爸爸给我!”

  是的,秦妙斋的父亲是财主。不过,他不肯痛快地供给儿子钱化。这使秦妙斋时常感到痛苦。假若不是被人家问急了,他不肯轻易的提出“爸爸”来。就是偶尔地提到,他几乎要把那个最有力量的形容字——不清高——也加在他的爸爸头上去!

  按照着秦老者的心意,妙斋应当娶个知晓三从四德的老婆,而后一扑纳心地在家里看守着财产。假若妙斋能这样办,哪怕就是吸两口鸦片烟呢,也能使老人家的脸上纵起不少的笑纹来。可是,有钱的老子与天才的儿子仿佛天然是对头。妙斋不听调遣。他要作诗,画画,而且——最使老人伤心的——他不愿意在家里蹲着。老人没有旁的办法,只好尽量地勒着钱。尽管妙斋的平信,快信,电报,一齐来催钱,老人还是毫不动感情地到月头才给儿子汇来“点心费”。这点钱,到妙斋手里还不够还债的呢。我们的诗人,是感受着严重的压迫。挣钱去吧,既不感觉趣味,又没有任何本领;不挣钱吧,那位不清高的爸爸又是这样的吝啬!金钱上既受着压迫,他满想在艺术界活动起来,给精神上一点安慰。而艺术界的人们对他又是那么冷淡!他非常的灰心。有时候,他颇想摹仿屈原,把天才与身体一齐投在江里去。投江是件比较难于作到的事。于是,他转而一想,打算作个青年的陶渊明。“顶好是退隐!顶好!”他自己念道着。“世人皆浊我独清!只有退隐,没别的话好讲!”

  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头发像粗硬的马鬃似的,长长的,乱七八糟的,披在脖子上。虽然身量很高,可好像里面没有多少骨头,走起路来,就像个大龙虾似的那么东一扭西一拱的。眼睛没有神,而且爱在最需要注意的时候闭上一会儿,仿佛是随时都在作梦。

  作着梦似的秦妙斋无意中走到了树华农场。不知道是为欣赏美景,还是走累了,他对着一株小松叹了口气,而后闭了会儿眼。

  也就是上午十一点钟吧,天上有几缕秋云,阳光从云隙发出一些不甚明的光,云下,存着些没有完全被微风吹散的雾。江水大体上还是黄的,只有江岔子里的已经静静地显出绿色。葡萄的叶子就快落净,茶花已顶出一些红瓣儿来。秦妙斋在鸭塘的附近找了块石头,懒洋洋地坐下。看了看四下里的山、江、花、草,他感到一阵难过。忽然地很想家,又似乎要作一两句诗,仿佛还有点触目伤情……这时候,他的感情像是极复杂,复杂的到了既像万感俱来,可是一会儿又像茫然不知所谓的程度。坐了许久,他忽然在复杂混乱的心情中找到可以用话语说出来的一件事来。“我应当住在这里!”他低声对自己说。这句话虽然是那么简短,可是里边带着无限的感慨。离家,得罪了父亲,功未成,名未就……只落得独自在异乡隐退,想住在这静静的地方!他呆呆地看着池里的大白鸭,那洁白的羽毛,金黄的脚掌,扁而像涂了一层蜡的嘴,都使他心中更混乱,更空洞,更难过。这些白鸭是活的东西,不错;可是他们干吗活着呢?正如同天生下我秦妙斋来,有天才,有志愿,有理想,但是都有什么用呢?想到这里,他猛然的,几乎是身不由己的,立了起来。他恨这个世界,恨这个不叫他成名的世界!连那些大白鸭都可恨!他无意中地、顺手地捋下一把树叶,揉碎,扔在地上。他发誓,要好好地,痛快淋漓地写几篇文字,把那些有名的画家,音乐家,文学家都骂得一个小钱也不值!那群不清高的东西!

  他向办公楼那面走,心中好像在说:“我要骂他们!就在这里,这里,写成骂他们的文章!”

  丁主任刚刚梳洗完,脸上带着夜间又赢了钱的一点喜气。他要到院中吸点新鲜空气。安闲地,手揣在袖口里,像采菊东篱下的诗人似的,他慢慢往外走。

  在门口,他几乎被秦妙斋撞了个满怀。秦妙斋,大龙虾似的,往旁边一闪;照常往里走。他恨这个世界,碰了人就和碰了一块石头或一株树一样,只有不快,用不着什么客气与道歉。

  丁主任,老练,安详,微笑地看着这位冒失的青年龙虾。“找谁呀?”他轻轻问了声。

  秦妙斋稍一楞,没有答理他。

  丁主任好像自言自语地说,“大概是个画家。”

  秦妙斋的耳朵仿佛是专为听这样的话的,猛地立住,向后转,几乎是喊叫地,“你说什么?”

  丁主任不知道自己的话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可是不便收回或改口。迟顿了一下,还是笑着:“我说,你大概是个画家。”

  “画家?画家?”龙虾一边问,一边往前凑,作着梦的眼睛居然瞪圆了。

  丁先生不晓得怎样回答才好,只啊啊了两声。

  妙斋的眼角上汪起一些热泪,口中的热涎喷到丁主任的脸上:“画家,我是——画家,你怎么知道?”说到这里,他仿佛已筋疲力尽,像快要晕倒的样子,摇晃着,摸索着,找到一只小凳,坐下,闭上了眼睛。

  丁主任还笑着,可是笑得莫名其妙,往前凑了两步。还没走到妙斋的身边,妙斋的眼睛睁开了。“告诉你,我还不仅是画家,而且是全能的艺术家!我都会!”说着,他立起来,把右手扶在丁主任的肩上。“你是我的知己!你只要常常叫我艺术家,我就有了生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你是谁?”

  “我?”丁主任笑着回答。“小小园丁!”

  “园丁?”

  “我管着这座农场!”丁主任停住了笑。“你姓什么!”毫不客气地问。

  “秦妙斋,艺术家秦妙斋。你记住,艺术家和秦妙斋老得一块儿喊出来,一分开,艺术家和我就都不好存在了!”

  “呕!”丁主任的笑意又回到脸上,进了大厅,眼睛往四面一扫——壁上挂着些时人的字画。这些字画都不甚高明,也不十分丑恶。在丁主任眼中,它们都怪有个意思,至少是挂在这里总比四壁皆空强一些。不过,他也有个偏心眼,他顶爱那张长方的,石印的抗战门神爷,因为色彩鲜明,“真”有个意思。他的眼光停在那片色彩上。

  随着丁主任的眼,妙斋也看见了那些字画,他把眼光停在了那张抗战画上。当那些色彩分明地印在了他的心上的时候,他觉到一阵恶心,像忽然要发痧似的,浑身的毛孔都像针儿刺着,出了点冷汗。定一定神,他扯着丁先生,扑向那张使他恶心的画儿去。发颤的手指,像一根挺身作战的小蛇似的,指着那堆色彩:“这叫画?这叫画?用抗战来欺骗艺术,该杀!该杀!”不由分说,他把画儿扯了下来,极快地撕碎,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揉搓,好像把全国的抗战艺术家都踩在了泥土上似的。他痛快地吐了口气。

  来不及拦阻妙斋的动作,丁主任只说了一串口气不同的“唉”!

  妙斋犹有余怒,手指向四壁普遍的一扫:“这全要不得!通通要不得!”

  丁主任急忙挡住了他,怕他再去撕毁。妙斋却高傲地一笑:“都扯了也没有关系,我会给你画!我给你画那碧绿的江,赭色的山,红的茶花,雪白的大鸭!世界上有那么多美丽的东西,为什么单单去画去写去唱血腥的抗战?混蛋!我要先写几篇文章,臭骂,臭骂那群污辱艺术的东西们。然后,我要组织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团体,一同主张——主张——清高派,暂且用这个名儿吧,清高派的艺术!我想你必赞同?”

  “我?”丁主任不知怎样回答。

  “你当然同意!我们就推你作会长!我们就在这里作画,治乐,写文章!”

  “就在这里?”丁主任脸上有点不大得劲,用手摸了摸。

  “就在这里!今天我就不走啦!”妙斋的嘴犄角直往外迸水星儿,“想想看,把这间大厅租给我,我爸爸有钱,你要多少我给多少。然后,我们艺术家们给你设计,把这座农场变成最美的艺术之家,艺术乐园!多么好!多么好!”

  丁主任似乎得到一点灵感。口中随便用“要得”“不错”敷衍着,心中可打开了算盘。在那次股东会上,虽然股东们对他没有什么决定的表示,可是他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大家对他多少有点不满意。他应当把事情调整一下,教大家看看,他不是没有办法的人。是呀,这里的大厅闲着没有用,楼上也还有三间空房,为什么不租出去,进点租钱呢?况且这笔租金用不着上账;即使教股东们知道了,大家还能为这点小事来质问吗?对!他决定先试一试这位艺术家。“秦先生,这座大厅我们大家用,楼上还有三间空房,你要就得都要,一年一万块钱,一次交清。”

  妙斋闭了眼,“好啦,一言为定!我给爸爸打电报要钱。”

  “什么时候搬进来?”丁主任有点后悔。交易这么容易成功,想必是要少了钱。但是,再一想,三间房,而且在乡下,一万元应当不算少。管它呢,先进一万再说别的!“什么时候搬进来?”

  “现在就算搬进来了!”

  “啊?”丁主任有点悔意了。“难道你不去拿行李什么的?”

  “没有行李,我只有一身的艺术!”妙斋得意地哈哈地笑起来。

  “租金呢?”

  “那,你尽管放心:我马上打电报去!”

  秦妙斋就这样的侵入了树华农场。不到两天,楼上已住满他的朋友。这些朋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时来时去,而绝对不客气。他们要床,便见床就搬了走;要桌子,就一声不响地把大厅的茶几或方桌拿了去。对于鸡鸭菜果,他们的手比丁主任还更狠,永远是理直气壮地拿起就吃。要摘花他们便整棵的连根儿拔出来。农场的工友甚至于须在夜间放哨,才能抢回一点东西来!

  可是,丁主任和工友们都并不讨厌这群人。首要的因为这群人中老有女的,而这些女的又是那么大方随便,大家至少可以和他们开句小玩笑。她们仿佛给农场带来了一种新的生命。其次,讲到打牌,人家秦妙斋有艺术家的态度,输了也好,赢了也好,赌钱也好,赌花生米也好,一坐下起码二十四圈。丁主任原是不屑于玩花生米的,可是妙斋的热情感动了他,他不好意思冷淡地谢绝。

  丁主任的心中老挂念着那一万元的租金。他时常调动着心思与语言,在最适当的机会暗示出催钱的意思。可是妙斋不接受暗示。虽然如此,丁主任可是不忍把妙斋和他的朋友撵了出去。一来是,他打听出来,妙斋的父亲的的确确是位财主;那么,假若财主一旦死去,妙斋岂不就是财产的继承人?“要把眼光放远一些!”丁主任常常这样警戒自己。二来是,妙斋与他的友人们,在实在没有事可干的时候,总是坐在大厅里高谈艺术。而他们的谈论艺术似乎专为骂人。他们把国内有名的画家,音乐家,文艺作家,特别是那些尽力于抗战宣传的,提名道姓地一个一个挨次咒骂。这,使丁主任闻所未闻。慢慢地,他也居然记住了一些艺术家的姓名。遇到机会,他能说上来他们的一些故事,仿佛他同艺术家们都是老朋友似的。这,使与他来往的商人或闲人,感到惊异,他自己也得到一些愉快。还有,当妙斋们把别人咒腻了,他们会无耻与得意地提出一些社会上的要人来,“是的,我们要和他取得联络,来建设起我们自己的团体来!”“那,我可以写信给他;我要告诉明白了他,我们都是真正清高的艺术家!”……提到这些要人,他们大家口中的唾液都好像甜蜜起来,眼里发着光。“会长!”他们在谈论要人之后,必定这样叫丁主任:“会长,你看怎样?”丁主任自己感到身量又高了一寸似的!他不由地怜爱了这群人,因为他们既可以去与要人取得联络,而且还把他自己视为要人之一!他不便发表什么意见,可是常常和妙斋肩并肩地在院中散步。他好像完全了解妙斋的怀才不遇,妙斋微叹,他也同情地点着头。二人成了莫逆之交!

  丁主任爱钱,秦妙斋爱名,虽然所爱的不同,可是在内心上二人有极相近的地方,就是不惜用卑鄙的手段取得所爱的东西。这也是二人成为好朋友的一个原因。因此,丁主任往往对妙斋发表些难以入耳的最下贱的意见,妙斋也好好地静听,并不以为可耻。


  眨眨眼,到了阳历年。

  除夕,大家正在打牌,宪兵从楼上抓走两位妙斋的朋友。

  丁主任口里直说“没关系”,心中可是有点慌。他久走江湖,晓得什么是利,哪是害。宪兵从农场抓走了人,起码是件不体面的事,先不提更大的干系。

  秦妙斋丝毫没感到什么。那两位被捕的人是谁?他只知道他们的姓名,别的一概不清楚。他向来不细问与他来往的人是干什么的。只要人家捧他,叫他艺术家,他便与人家交往。因此,他有许多来往的人,而没有真正的朋友。他们被捕去,他绝对没有想到去打听打听消息,更不用说去营救了。有人被捕去,和农场丢失两只鸭子一样无足轻重。本来嘛,神圣的抗战,死了那么多的人,流了那么多的血,他都无动于衷,何况是捕去两个人呢?当丁主任顺口搭音地盘问他的时候,他只极冷淡地说:“谁知道!枪毙了也没法子呀!”

  丁主任,连丁主任,也感到一点不自在了。口中不说,心里盘算着怎样把妙斋赶了出去。“好嘛,给我这儿招来宪兵,要不得!”他自己念道着。同时,他在表情上,举动上,不由地对妙斋冷淡多了。他有点看不起妙斋。他对一切不负责任,可是他心中还有“朋友”这个观念。他看妙斋是个冷血动物。

  妙斋没有感觉出这点冷淡来。他只看自己,不管别人的表情如何,举动怎样。他的脑子只管计划自己的事,不管替别人思索任何一点什么。

  慢慢地,丁主任打听出来:那两位被捕的人是有汉奸的嫌疑。他们的确和妙斋没有什么交情,但是他们口口声声叫他艺术家,于是他就招待他们,甚至于允许他们住在农场里。平日虽然不负责任,可是一出了乱子,丁主任觉出自己的责任与身份来。他依然不肯当面告诉妙斋:“我是主任,有人来往,应当先告诉我一声。”但是,他对妙斋越来越冷淡。他想把妙斋“冰”了走。

  到了一月中旬,局势又变了。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位有势力、与场长最相好的股东。丁主任知道事情要不妙。从股东一进门,他便留了神,把自己的一言一笑都安排得像蜗牛的触角似的,去试探,警戒。一点不错,股东暗示给他,农场赔钱,还有汉奸随便出入,丁主任理当辞职。丁主任没有否认这些事实,可也没有承认。他说着笑着,态度极其自然。他始终不露辞职的口气。

  股东告辞,丁主任马上找了秦妙斋去。秦妙斋是——他想——财主的大少爷,他须起码教少爷明白,他现在是替少爷背了罪名。再说,少爷自称为文学家,笔底下一定很好,心路也多,必定能替他给全体股东写封极得体的信。是的,就用全体职工的名义,写给股东们,一致挽留丁主任。不错,秦妙斋是个冷血动物;但是,“我走,他也就住不下去了!他还能不卖气力吗?”丁主任这样盘算好,每个字都裹了蜜似的,在门外呼唤:“秦老弟!艺术家!”

  秦妙斋的耳朵竖了起来,龙虾的腰挺直,他准备参加战争。世界上对他冷淡得太久了,他要挥出拳头打个热闹,不管是为谁,和为什么!“宁自一把火把农场烧得干干净净,我们也不能退出!”他喷了丁主任一脸唾沫星儿,倒好像农场是他一手创办起来似的。

  丁主任的脸也增加了血色。他后悔前几天那样冷淡了秦妙斋,现在只好一口一个“艺术家”地来赎罪。谈过一阵,两个人亲密得很有些像双生的兄弟。最后,妙斋要立刻发动他的朋友:“我们马上放哨,一直放到江边。他们假若真敢派来新主任,我就会教他怎么来,怎么滚回去!”同时,他召集了全体职工,在大厅前开会。他登在一块石头上,声色俱厉地演说了四十分钟。

  妙斋在演说后,成了树华农场的灵魂。不但丁主任感激,就是职员与工友也都称赞他:“人家姓秦的实在够朋友!”

  大家并不是不知道,秦先生并不见得有什么高明的确切的办法。不过,闹风潮是赌气的事,而妙斋恰好会把大家感情激动起来;大家就没法不承认他的优越与热烈了。大家甚至于把他看得比丁主任还重要,因为丁主任虽然是手握实权,而且相当地有办法,可是他到底是多一半为了自己;人家秦先生呢,根本与农场无关,纯粹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样,秦先生白住房,偷鸡蛋,与其他一切小小的罪过,都变成了理之当然的事。他,在大家的眼中,现在完全是个侠肠义胆的可爱可敬的人。

  丁主任有十来天不在农场里。他在城里,从股东的太太与小姐那里下手,要挽回他的颓势。至于农场,他以为有妙斋在那里,就必会把大家团结得很坚固,一定不会有内奸,捣他的乱。他把妙斋看成了一座精神堡垒!等到他由城中回来,他并没对大家公开地说什么,而只时常和妙斋有说有笑地并肩而行。大家看着他们,心中都得到了安慰,甚至于有的人喊出:“我们胜利了!”

  农场糟到了极度。那喊叫“我们胜利了”的,当然更肆无忌惮,几乎走路都要模仿螃蟹;那稍微悲观一些的,总觉得事情并不能这么容易得到胜利,于是抱着干一天算一天的态度,而拚命往手中搂东西,好像是说:“滚蛋的时候,就是多拿走一把小镰刀也是好的!”


  旧历年是丁主任的一“关”。表面上,他还很镇定,可是喝了酒便爱发牢骚。“没关系!”他总是先说这一句,给自己壮起胆气来。慢慢地,血液循环的速度增加了,他身上会忽然出点汗。想起来了:张太太——张股东的二夫人——那里的年礼送少了!他楞一会儿,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人事,都是人事;把关系拉好,什么问题也没有!”酒力把他的脑子催得一闪一闪的,忽然想起张三,忽然想起李四,“都是人事问题!”

  新年过了,并没有任何动静。丁主任的心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新年没有过好,必须补充一下;于是一直到灯节,农场中的酒气牌声始终没有断过。

  灯节后的那么一天,已是早晨八点,天还没甚亮。浓厚的黑雾不但把山林都藏起去,而且把低处的东西也笼罩起来,连房屋的窗子都像挂起黑的帘幕。在这大雾之中,有些小小的雨点,有时候飘飘摇摇地像不知落在哪里好,有时候直滴下来,把雾色加上一些黑暗。农场中的花木全静静地低着头,在雾中立着一团团的黑影。农场里没有人起来,梦与雾好像打成了一片。

  大雾之后容易有晴天。在十点钟左右,雾色变成红黄,一个红血的太阳时时在雾薄的时候露出来,花木叶子上的水点都忽然变成小小的金色的珠子。农场开始有人起床。秦妙斋第一个起来,在院中绕了一个圈子。正走在大藤萝架下,他看见石板路上来了三个人。最前面的是一位女的,矮身量,穿着不知有多少衣服,像个油篓似的慢慢往前走,走得很吃力。她的后面是个中年的挑伕,挑着一大一小两只旧皮箱,和一个相当大的、风格与那位女人相似的铺盖卷,挑伕的头上冒着热汗。最后,是一位高身量的汉子,光着头,发很长,穿着一身不体面的西服,没有大衣,他的肩有些向前探着,背微微有点弯。他的手里拿着个旧洋磁的洗脸盆。

  秦妙斋以为是他自己的朋友呢,他立在藤萝架旁,等着和他们打招呼。他们走近了,不相识。他还没动,要细细看看那个女的,对女的他特别感觉兴趣。那个大汉,好像走得不耐烦了,想赶到前边来,可是石板路很窄,而挑伕的担子又微微的横着,他不容易赶过来。他想踏着草地绕过来,可是脚已迈出,又收了回去,好像很怕踏损了一两根青草似的。到了藤架前,女的立定了,无聊地,含怨地,轻叹了一声。挑伕也立住。大汉先往四下一望,而后挤了过来。这时候,太阳下面的雾正薄得像一片飞烟,把他的眉眼都照得发光。他的眉眼很秀气,可是像受过多少什么无情的折磨似的,他的俊秀只是一点残余。他的脸上有几条来早了十年的皱纹。他要把脸盆递给女人,她没有接取的意思。她仅“啊”了一声,把手缩回去。大概她还要夸赞这农场几句,可是,随着那声“啊”,她的喜悦也就收敛回去。阳光又暗了一些,他们的脸上也黯淡了许多。

  那个女的不甚好看。可是,眼睛很奇怪,奇怪得使人没法不注意她。她的眼老像有甚么心事——像失恋,损伤了儿女或破产那类的大事——那样的定着,对着一件东西定视,好久;才移开,又去定视另一件东西。眼光移开,她可是仿佛并没看到什么。当她注意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总以为她是一见倾心,不忍转目。可是,当她移开眼光的时节,他又觉得她根本没有看见他。她使人不安,惶惑,可是也感到有趣。小圆脸,眉眼还端正,可是都平平无奇。只有在她注视你的时候,你才觉得她并不难看,而且很有点热情。及至她又去对别的人,或别的东西楞起来,你就又有点可怜她,觉得她不是受过什么重大的刺激,就是天生的有点白痴。

  现在,她扭着点脸,看着秦妙斋。妙斋有点兴奋,拿出他自认为最美的姿态,倚在藤架的柱子上,也看着她。

  “哪个叨?”挑伕不耐烦了:“走不走吗?”

  “明霞,走!”那个男人毫无表情地说。

  “干什么的?”妙斋的口气很不客气地问他,眼睛还看着明霞。

  “我是这里的主任。”那个男的一边说,一边往里走。

  “啊?主任?”妙斋挡住他们的去路。“我们的主任姓丁。”

  “我姓尤,”那个男的随手一拨,把妙斋拨开,还往前走,“场长派来的新主任。”

  秦妙斋愕住了,闭了一会儿眼,睁开眼,他像条被打败了的狗似的,从小道跑进去。他先跑到大厅。“丁,老丁!”他急切地喊。“老丁!”

  丁主任披着棉袍,手里拿着条冒热气的毛巾,一边擦脸,一边从楼上走下来。

  “他们派来了新主任!”

  “啊?”丁主任停止了擦脸,“新主任?”

  “集合!集合!教他怎么来的怎么滚回去!”妙斋回身想往外跑。

  丁主任扔了毛巾,双手撩着棉袍,几步就把妙斋赶上,拉住。“等等!你上楼去,我自有办法!”

  妙斋还要往外走,丁主任连推带搡,把他推上楼去。而后,把钮子扣好,稳重庄严地走出来。拉开门,正碰上尤主任。满脸堆笑地,他向尤先生拱手:“欢迎!欢迎!欢迎新主任!这是——”他的手向明霞高拱。没有等尤主任回答,他亲热地说:“主任太太吧?”紧跟着,他对挑伕下了命令:“拿到里边来吗!”把夫妻让进来,看东西放好,他并没有问多少钱雇来的,而把大小三张钱票交给挑伕——正好比雇定的价钱多了五角。

  尤主任想开门见山地问农场的详情,但是丁务源忙着喊开水,洗脸水;吩咐工友打扫屋子,丝毫不给尤主任说话的机会。把这些忙完,他又把明霞大嫂长大嫂短地叫得震心,一个劲儿和她扯东道西。尤主任几次要开口,都被明霞给截了回去;乘着丁务源出去那会儿,她责备丈夫:“那些事,干吗忙着问,日子长着呢,难道你今天就办公?”

  第一天一清早,尤主任就穿着工人装,和工头把农场每一个角落都检查到,把一切都记在小本儿上。回来,他催丁主任办交代。丁主任答应三天之内把一切办理清楚。明霞又帮了丁务源的忙,把三天改成六天。

  一点合理的错误,使人抱恨终身。尤主任——他叫大兴——是在美国学园艺的。毕业后便在母校里作讲师。他聪明,强健,肯吃苦。作起“试验”来,他的大手就像绣花的姑娘的那么轻巧,准确,敏捷。作起用力的工作来,他又像一头牛那样强壮,耐劳。他喜欢在美国,因为他不善应酬,办事认真,准知道回到祖国必被他所痛恨的虚伪与无聊给毁了。但是,抗战的喊声震动了全世界;他回了国。他知道农业的重要,和中国农业的急应改善。他想在一座农场里,或一间实验室中,把他的血汗献给国家。

  回到国内,他想结婚。结婚,在他心中,是一件必然的,合理的事。结了婚,他可以安心地工作,身体好,心里也清静。他把恋爱视成一种精力的浪费。结婚就是结婚,结婚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别的事都是多余,用不着去操心。于是,有人把明霞介绍给他,他便和她结了婚。这很合理,但是也是个错误。

  明霞的家里有钱。尤大兴只要明霞,并没有看见钱。她不甚好看,大兴要的是一个能帮助他的妻子,美不美没有什么关系。明霞失过恋,曾经想自杀;但这是她的过去的事,与大兴毫不相干。她没有什么本领,但在大兴想,女人多数是没有本领的;结婚后,他曾以身作则地去吃苦耐劳,教育她,领导她;只要她不瞎胡闹,就一切不成问题。他娶了她。

  明霞呢,在结婚之前,颇感到些欣悦。不是因为她得到了理想爱人——大兴并没请她吃过饭,或给她买过鲜花——而是因为大兴足以替她雪耻。她以前所爱的人抛弃了她,像随便把一团废纸扔在垃圾堆上似的。但是,她现在有了爱人;她又可以仰着脸走路了。

  在结婚后,她的那点欣悦和婚礼时戴的头纱差不多,永远收藏起去了。她并不喜欢大兴。大兴对工作的努力,对金钱的冷淡,对三姑六姨的不客气,都使她感到苦痛。但是,当有机会夫妇一道走的时候,她还是紧紧地拉着他,像将被溺死的人紧紧抓住一把水草似的。无论如何,他是一面雪耻的旗帜,她不能再把这面旗随便扔在地上!

  大兴的努力,正直,热诚,使自己到处碰壁。他所接触到的人,会慢慢很巧妙地把他所最珍视的“科学家”三个字变成一种嘲笑。他们要喝酒去,或是要办一件不正当的事,就老躲开“科学家”。等到“科学家”天天成为大家开玩笑的用语,大兴便不能不带着太太另找吃饭的地方去了!明霞越来越看不起丈夫。起初,她还对他发脾气,哭闹一阵。后来,她知道哭闹是毫无作用的,因为大兴似乎没有感情;她闹她的气,他作他的事。当她自己把泪擦干了,他只看她一眼,而后问一声:“该作饭了吧?”她至少需要一个热吻,或几句热情的安慰;他至多只拍拍她的脸蛋。他决不问闹气的原因与解决的办法,而只谈他的工作。工作与学问是他的生命,这个生命不许爱情来分润一点利益。有时候,他也在她发气的时候,偷偷弹去自己的一颗泪,但是她看得出,这只是怨恨她不帮助他工作,而不是因为爱她,或同情她。只有在她病了的时候,他才真像个有爱心的丈夫,他能像作试验时那么细心来看护她。他甚至于坐在床边,拉着她的手,给她说故事。但是,他的故事永远是关于科学的。她不爱听,也就不感激他。及至医生说,她的病已不要紧了,他便马上去工作。医生是科学家,医生的话绝对不能有错误。他丝毫没想到病人在没有完全好了的时候还需要安慰与温存。

  她不能了解大兴,又不能离婚,她只能时时地定睛发呆。

  现在,她又随着大兴来到树华农场。她已经厌恶了这种搬行李,拿着洗脸盆的流荡生活。她作过小姐,她愿有自己的固定的,款式的家庭。她不能不随着他来。但是既来之则安之,她不愿过十天半月又走出去。她不能辨别谁好谁坏,谁是谁非,但是她决定要干涉丈夫的事,不教他再多得罪人。她这次须起码把丈夫的正直刚硬冲淡一些,使大家看在她的面上原谅了尤大兴。她开首便帮忙了丁务源,还想敷衍一切活的东西,就连院中的大鹅,她也想多去喂一喂。

  尤主任第一个得罪了秦妙斋。秦妙斋没有权利住在这里,请出!秦妙斋本没有任何理由充足的话好说,但是他要反驳。说着说着,他找到了理由:“你为什么不称呼我为艺术家呢?”凭这个污辱,他不能搬走!“咱们等着瞧吧,看谁先搬出去!”

  尤主任只知道守法讲理是必然的事。虽然回国以后,已经受过多少不近情理的打击,可是还没遇见这么荒唐的事。他动了气,想请警察把妙斋捉出去。这时候,明霞又帮了妙斋的忙,替他说了许多“不要太忙,他总会顺顺当当地搬出去”的话。

  妙斋和丁务源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妙斋主战,丁务源主和,但是在妙斋说了许多强硬的话之后,丁务源也同意了主战。他称赞妙斋的勇敢,呼他为侠义的艺术家。妙斋感激得几乎晕了过去。

  事实上,丁务源绝对不想和尤主任打交手战。在和妙斋谈过话之后,他决定使妙斋和尤大兴作战,而他自己充好人。同时,关于他自己的事,他必定先和明霞商议一下,或者请她去办交涉。他避免与尤主任作正面冲突。见着大兴,他永远摆出使人信任的笑脸,他知道出去另找事作不算难,但是找与农场里同样的舒服而收入又高的事就不大容易。他决定用“忍”字对付一切。假若妙斋与工人们把尤主任打了,他便可以利用机会复职。即使一时不能复职,他也会运动明霞和股东太太们,教他作个副主任。他这个副主任早晚会把正主任顶出去,他自信有这个把握,只要他能忍耐。把妙斋与明霞埋伏在农场,他进了城。

  尤主任急切地等着丁务源办交代,交代了之后,他好通盘地计划一切。但是,丁务源进了城。他非常着急。拿人一天的钱,他就要作一天的事,他最恨敷衍与慢慢地拖。在他急得要发脾气的时候,明霞的眼又定住了。半天,她才说话:“丁先生不会骗你,他一两天就回来,何必这么着急呢?”

  大兴并不因妻的劝告而消了气,但是也不因生气而忘了作事。他会把怒气压在心里,而手脚还去忙碌。他首先贴出布告:大家都要六时半起床,七时上工。下午一点上工,五时下工。晚间九时半熄灯上门,门不再开。在大厅里,他贴好:办公重地,闲人免进。而后,他把写字台都搬了来,职员们都在这里办事——都在他眼皮底下办事。办公室里不准吸烟,解渴只有白开水。

  命令下过后,他以身作则的,在壁钟正敲七点的时节,已穿好工人装,在办公厅门口等着大家。丁务源的“亲兵”都来得相当的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毫无本事,而他们的靠山能否复职又无把握,所以他们得暂时低下头去。他们用按时间作事来遮掩他们的不会作事。真正的工人迟到,受了秦妙斋的挑拨,他们故意和新主任捣乱。

  尤主任忍耐地等着。等大家都来齐,他并没发脾气,也没说闲话。开门见山地,他分配了工作,他记不清大家的姓名,但是他的眼睛会看,谁是有经验的工人,谁是混饭吃的。对混饭吃的,他打算一律撤换,但在没有撤换之前,他也给他们活儿作——“今天,你不能白吃农场的饭,”他心里说。

  “你们三位,”他指定三个工人,“去把葡萄枝子全剪了。不打枝子,下一季没法结葡萄。限两天打完。”

  “怎么打?”一个工人故意为难。

  “我会告诉你们!我领着你们去作!”然后,他给有经验的工人全分配了工作,“你们三位给果木们涂灰水,该剥皮的剥皮,该刻伤的刻伤,回来我细告诉你们。限三天作完。你们二位去给菜蔬上肥。你们三位去给该分根的花草分根……”然后,轮到那些混饭吃的:“你们二位挑沙子,你们俩挑水,你们二位去收拾牛羊圈……”

  混饭吃的都撅了嘴。这些事,他们能作,可是多么费力气,多么肮脏呢!他们往四下里找,找不到他们的救主丁务源的胖而发光的脸。他们祷告:“快回来呀!我们已经成了苦力!”

  那些有经验的工人,知道新主任所吩咐的事都是应当作的。虽然他所提出的办法,有和他们的经验不甚相同的地方,可是人家一定是内行。及至尤主任同他们一齐下手工作,他们看出来,人家不但是内行,而且极高明。凡是动手的,尤主任的大手是那么准确,敏捷。凡是要说出道理的地方,尤主任三言五语说得那么简单,有理。从本事上看,从良心上说,他们无从,也不应当,反对他。假若他们还愿学一些新本事,新知识的话,他们应该拜尤主任为师。但是,他们的良心已被丁务源给蚀尽。他们的手还记得白板的光滑,他们的口还咂摸着酒的香味;他们恨恶镰刀与大剪,恨恶院中与山上的新鲜而寒冷的空气。

  现在,他们可是不能不工作,因为尤主任老在他们的身旁。他由葡萄架跑到果园,由花畦跑到菜圃,好像工作是最可爱的事。他不叱喝人,也不着急,但是他的话并不客气,老是一针见血地使他们在反感之中又有点佩服。他们不能偷闲,尤主任的眼与脚是同样快的:他们刚要放下活儿,他就忽然来到,问他们怠工的理由。他们答不出。要开水吗?开水早送到了。热腾腾的一大桶。要吸口烟吗?有一定的时间。他们毫无办法。

  他们只好低着头工作,心中憋着一股怨气。他们白天不能偷闲,晚间还想照老法,去捡几个鸡蛋什么的。可是主任把混饭的人们安排好,轮流值夜班。“一摸鸡鸭的裆儿,我就晓得正要下蛋,或是不久就快下蛋了。一天该收多少蛋,我心中大概有个数目,你们值夜,夜间丢失了蛋,你们负责!”尤主任这样交派下去。好了,连这条小路也被封锁了!

  过了几天,农场里一切差不多都上了轨道。工人们因为有点知识,到底容易感化。他们一方面恨尤主任,一方面又敬佩他。及至大家的生活有了条理,他们不由地减少了恨恶,而增加了敬佩。他们晓得他们应当这样工作,这样生活。渐渐地,他们由工作和学习上得到些愉快,一种与牌酒场中不同的,健康的愉快。

  尤主任答应下,三个月后,一律可以加薪,假若大家老按着现在这样去努力。他也声明:大家能努力,他就可以多作些研究工作,这种工作是有益于民族国家的。大家听到民族国家的字样,不期然而然都受了感动。他们也愿意多学习一点技术,尤主任答应下给他们每星期开两次晚会,由他主讲园艺的问题。他也开始给大家筹备一间园艺室,使大家得到些正当的娱乐。大家的心中,像院中的花草似的,渐渐发出一点有生气的香味。

  不过,向上的路是极难走的。理智的崇高的决定,往往被一点点浮浅的,低卑的感情所破坏。情感是极容易发酒疯的东西。有一天,尤大兴把秦妙斋锁在了大门外边。九点半锁门,尤主任绝不宽限。妙斋把场内的鸡鹅牛羊全吵醒了,门还是没有开。他从藤架的木柱上,像猴子似的爬了进来,碰破了腿,一瘸一点的,他摸到了大厅,也上了锁。他一直喊到半夜,才把明霞喊动了心,把他放进来。

  由尤主任的解说,大家已经晓得妙斋没有住在这里的权利,而严守纪律又是合理的生活的基础。大家知道这个,可是在感情上,他们觉得妙斋是老友,而尤主任是新来的,管着他们的人。他们一想到妙斋,就想起前些日子的自由舒适,他们不由地动了气,觉得尤主任不近人情。他们一一地来慰问妙斋,妙斋便乘机煽动,把尤大兴形容得不像人。“打算自自在在地活着,非把那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打出去不可!”他咬着牙对他们讲。“不过,我不便多讲,怕你们没有胆子!你们等着瞧吧,等我的腿好了,我独自管教他一顿,教你们看看!”

  他们的怒气被激起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留神去找尤大兴的破绽,好借口打他。

  尤主任在大家的神色上,看出来情势不对,可是他的心里自知无病,绝对不怕他们。他甚至于想到,大家满可以毫无理由地打击他,驱逐他,可是他决不退缩,妥协。科学的方法与法律的生活,是建设新中国的必经的途径。假若他为这两件事而被打,好吧,他愿作了殉道者。

  一天,老刘值夜。尤主任在就寝以前,去到院中查看,他看见老刘私自藏起两个鸡蛋。他不能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地敷衍。他过去询问。

  老刘笑了:“这两个是给尤太太的!”

  “尤太太?”大兴仿佛不晓得明霞就是尤太太。他楞住了。及至想清楚了,他像飞也似的跑回屋中。

  明霞正要就寝。平平的黄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坐在床沿上,定睛看着对面的壁上——那里什么也没有。

  “明霞!”大兴喘着气叫,“明霞,你偷鸡蛋?”

  她极慢地把眼光从壁上收回,先看看自己拖鞋尖的绣花,而后才看丈夫。

  “你偷鸡蛋?”

  “啊!”她的声音很微弱,可是一种微弱的反抗。

  “为什么?”大兴的脸上发烧。

  “你呀,到处得罪人,我不能跟你一样!我为你才偷鸡蛋!”她的脸上微微发出点光。

  “为我?”

  “为你!”她的小圆脸更亮了些,像是很得意。“你对他们太严,一草一木都不许私自动。他们要打你呢!为了你,我和他们一样地去拿东西,好教他们恨你而不恨我。他们不恨我,我才能为你说好话,不是吗?自己想想看!我已经攒了三十个大鸡蛋了!”她得意地从床下拉出一个小筐来。

  尤大兴立不住了。脸上忽然由红而白。摸到一个凳子,坐下,手在膝上微颤。他坐了半夜,没出一声。

  第二天一清早,院里外贴上标语,都是妙斋编写的。“打倒无耻的尤大兴!”“拥护丁主任复职!”“驱逐偷鸡蛋的坏蛋!”“打倒法西斯的走狗!”“消灭不尊重艺术的魔鬼!”……

  大家罢了工,要求尤大兴当众承认偷蛋的罪过,而后辞职,否则以武力对待。

  大兴并没有丝毫惧意,他准备和大家谈判。明霞扯住了他。乘机会,她溜出去,把屋门倒锁上。

  “你干吗?”大兴在屋里喊,“开开!”

  她一声没出,跑下楼去。

  丁务源由城里回来了,已把副主任弄到手。“喝!”他走到石板路上,看见剪了枝的葡萄,与涂了白灰的果树,“把葡萄剪得这么苦。连根刨出来好不好!树也擦了粉,硬是要得!”

  进了大门,他看到了标语。他的脚踵上像忽然安了弹簧,一步催着一步地往院中走,轻巧,迅速;心中也跳得轻快,好受;口里将一个标语按照着二黄戏的格式哼唧着。这是他所希望的,居然实现了!“没想到能这么快!妙斋有两下子!得好好的请他喝两杯!”他口中唱着标语,心中还这么念道。

  刚一进院子,他便被包围了。他的“亲兵”都喜欢得几乎要落泪。其余的人也都像看见了久别的手足,拉他的,扯他的,拍他肩膀的,乱成一团;大家的手都要摸一摸他,他的衣服好像是活菩萨的袍子似的,挨一挨便是功德。他们的口一齐张开,想把冤屈一下子都倾泻出来。他只听见一片声音,而辨不出任何字来。他的头向每一个人点一点,眼中的慈祥的光儿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他的胖而热的手指挨一挨这个,碰一碰那个。他感激大家,又爱护大家,他的态度既极大方,又极亲热。他的脸上发着光,而眼中微微发湿。“要得!”“好!”“呕!”“他妈拉个巴子!”他随着大家脸上的表情,变换这些字眼儿。最后,他向大家一举手,大家忽然安静了。“朋友们,我得先休息一会儿,小一会儿;然后咱们再详谈。不要着急生气,咱们都有办法,绝对不成问题!”

  “请丁主任先歇歇!让开路!别再说!让丁主任休息去!”大家纷纷喊叫。有的还恋恋不舍地跟着他,有的立定看着他的背影,连连点头赞叹。

  丁务源进了大厅,想先去看妙斋。可是,明霞在门旁等着他呢。

  “丁先生!”她轻轻地,而是急切地,叫,“丁先生!”

  “尤太太!这些日子好哇?要得!”

  “丁先生!”她的小手揉着条很小的,花红柳绿的手帕。“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放心!尤太太!没事!没事!来!请坐!”他指定了一张椅子。

  明霞像作错了事的小女孩似的,乖乖地坐下,小手还用力揉那条手帕。

  “先别说话,等我想一想!”丁务源背着手,在屋中沉稳而有风度地走了几步。“事情相当的严重,可是咱们自有办法,”他又走了几步,摸着脸蛋,深思细想。

  明霞沉不住气了,立起来,迫着他问:“他们真要打大兴吗?”

  “真的!”丁副主任斩钉截铁地回答。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明霞把手帕团成一个小团,用它擦了擦鼻洼与嘴角。

  “有办法!”丁务源大大方方地坐下。“你坐下,听我告诉你,尤太太!咱们不提谁好谁歹,谁是谁非,咱们先解决这件事,是不是?”

  明霞又乖乖地坐下,连声说“对!对!”

  “尤太太看这么办好不好?”

  “你的主意总是好的!”

  “这么办:交代不必再办,从今天起请尤主任把事情还全交给我办,他不必再分心。”

  “好!他一向太爱管事!”

  “就是呀!教他给场长写信,就说他有点病,请我代理。”

  “他没有病,又不爱说谎!”

  “在外边混事,没有不扯谎的!为他自己的好处,他这回非说谎不可!”

  “呕!好吧!”

  “要得!请我代理两个月,再教他辞职,有头有脸地走出去,面子上好看!”

  明霞立起来:“他得辞职吗?”

  “他非走不可!”

  “那?”

  “尤太太,听我说!”丁务源也立起来。“两个月,你们照常支薪,还住在这里,他可以从容地去找事。两个月之中,六十天工夫,还找不到事吗?”

  “又得搬走?”明霞对自己说,泪慢慢地流下来。楞了半天,她忽然吸了一吸鼻子,用尽力量地说:“好!就是这么办啦!”她跑上楼去。

  开开门一看,她的腿软了,坐在了地板上。尤大兴已把行李打好,拿着洗面盆,在床沿上坐着呢。

  沉默了好久,他一手把明霞搀起来,“对不起你,霞!咱们走吧!”

  院中没有一个人,大家都忙着杀鸡宰鸭,大宴丁主任,没工夫再注意别的。自己挑着行李,尤大兴低着头向外走。他不敢看那些花草树木——那会教他落泪。明霞不知穿了多少衣服,一手提着那一小筐鸡蛋,一手揉着眼泪,慢慢地在后面走。


  树华农场恢复了旧态,每个人都感到满意。丁主任在空闲的时候,到院中一小块一小块地往下撕那些各种颜色的标语,好把尤大兴完全忘掉。

  不久,丁主任把妙斋交给保长带走,而以一万五千元把空房租给别人,房租先付,一次付清。

  到了夏天,葡萄与各种果树全比上年多结了三倍的果实,仿佛只有它们还记得尤大兴的培植与爱护似的。

  果子结得越多,农场也不知怎么越赔钱。

原载1943年1月8日至24日重庆《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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