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民族文话》十五则，皆系作于中华民国二十七年的春夏间者。前七则，发表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后八则，则发表于《鲁迅风》上。那时候，国军已经西撤，上海变得小得可怜，只剩下旧公共租界及旧法租界二区，还可以有小小的自由。其实也只是大家相濡以沫，无人能知命在何时。后来，环境更加恶劣了，《鲁迅风》终不得不停刊，我的《文话》便也不再写下去。我那时候用的是“源新”的笔名，曾经逐则剪贴起来。“十二·八”时，连同他稿，托徐调孚先生代为保存。历经变乱，幸得保全，不得不感谢调孚先生的热忱与好意！敬于此谢之！

　　这部《文话》原想写到民国初年为止，不料是写到孔子便中断了下来。但像这样的写法。似乎还不算陈腐。自己校读了一遍，也颇为喜悦，便这样的集成一本薄轶，再行与读者们相见。

　　我自己很喜欢“春秋”的时代，所以写这时代的“话”特别多。这已不是什么“诗话”“文话”类的东西了，大类关于周民族的一部分的简史。有许多比较难懂的文句，本来应该加以注解，因为没有什么工夫，只好照原样的让她印出。

　　从这《文话》中断后，我已不大在什么公开的刊物上写文章，自“十二·八”后，我简直是“绝笔”不弹此调。

　　今日能够再以此书与读者们相见，诚是感触万端。“胜利”带来了“新生”。且让这旧的《文话》做一个过去的结果吧。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一日郑振铎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