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船没有什么逃难的现象，到了上海，上海也没有什么逃难的现象，没有人从别的地方逃到上海来，也没有人从上海逃到别处去。一切都是安安详详的，法租界、英租界、外滩码头，都是和平常一样，一点也没有混乱，外滩的高壮的大楼，还是好好地很威严地在那儿站着，电车和高楼汽车交交叉叉地仍旧是很安详地来往着。电车的铃子还叮叮地响着。行人道上女人们有的撑着洋伞，有的拿着闪光的皮夹子，悠悠然地走着，也都穿着很讲究的衣裳和很漂亮的鞋子，鞋子多半是通着孔的，而女人们又不喜欢穿袜子，所以一个一个地看上去都很凉爽的样子。尤其是高楼汽车上，所坐着的那些太太小姐们，都穿着透纱的衣裳，水黄的，淡青，米色的，都穿得那么薄，都是轻飘飘的，看去风凉极了，就是在七月里，怕是她们也要冷的样子。临街的店铺的饰窗，繁华得不得了。小的店铺，门前还唱着话匣子。还有那些售卖航空奖券的小铺子，铺前站着满满的人，也唱着话匣子，那是唱着些刺激人、乱吼乱叫的调子，像哭不是哭，像笑不是笑。那些人徘徊在店铺前边想要买一张又怕得不到彩，白白地扔了一块钱。想要不买，又觉得说不定会得到头彩，二彩，三彩，……不仅仅这些，还有许多副彩，或是末尾的两个号码相符，也可得到三十五十、三元二元。最低限度还有一个一元的。一元的机会最多，买了还是买了吧，得不到头彩，得到一个一元的也还够本。假若是得到个二彩三彩，那还了得，富翁立刻就做上了，买上汽车，家里用上七八个仆人，留声机，无线电……头彩虽然不容易得，但是回回头彩是必定出的，这头彩出在谁人头上，谁是把它定下了的？没有人定呀，谁买了彩票，谁就有机会，一块钱就存心当它是丢了，要买就决心买吧。所以娘姨们，拉车的车夫，小商人，白相人，游散杂人……不分等级地都站在彩票店的门前，在心里算来算去，往那挂得粉红红的一排一排的彩票上看来看去，看看哪一张能够得头彩。好像他们看得出来，哪一张要得头彩的样子。看准了他们就开口了，说：“我要这张。”指着那挂得成排的彩票，他们把手伸出去，卖彩票的人，拿过一联来，一联就是十张二十张，或者是三张二张联在一起的，好像在邮局里的邮票一样，是一排一排的，一大张一大张的。可是没有人看见过到邮局里去买邮票的人他指定要这张，或者是要那张，交过去五分钱，邮局的人就给一张五分的票子，交过一分就给一张一分的票子，假若有人要加以挑选，邮局的人岂不要把他大骂一顿。但是买航空奖券则不同，随便你挑来挑去，卖票子的人也不嫌麻烦。买票子的人，在那一大张上看了半天，都不合意。于是说：“不要这排，要那排。”卖票子的人就去换了一大排来，这一大排和那一大排也差不多，也完全一样，于是那买的人就眼花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没有了主意，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候，非下最后的决心不可。于是就下了最后的决心，随便在那看花眼了的一大排上，指定了一张，别人看了以为他是真正看出点道理来才选了这张的。其实不然，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将来是悲是喜。不过眼睛看花了，头脑也想乱了，没有办法才随便撕下来这张的。还有的，撕下来他又不要了，他看看好像另外的一张比这张更好，另外的一张大概会得头彩，而他这张也不过得个三彩的样子。他自己觉得是这样，于是他赶快又另换了一张，卖票子的人也不嫌麻烦，就给他另换了一张，还有的几次三番地换，卖票的也都随他们的便。有的在那里挤挤擦擦地研究了一会，拿到面前用手摸了半天。摸完了，看完他又不买。他又退到旁边看着别人买。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一个人上来很勇敢地买了一张去，另外的人也上来各人买了一张去，那站在旁边在看着别人买的人也上来买了一张去。好像买彩票的人，是趁着风气而买。大概是他们看出第一个很爽快地买这一联彩票的人，是个会发财的样子，跟着发财的人的后边，说不定自己也就会发财的，但是这些爽快买了就去的人是不常有的。多半的要研究，还有的研究完了，却并不买，也不站在一旁看着别人买，而是回家去了，回家去好好想想明天再来。他们买一张航空奖券，好像出钱来买匹小驴或小马那样，要研究这小驴是瘦的是胖的，又是多大的牙口，该算一算，过几年，它该生几个小驴子。又好像男的在那选择未婚妻，女的在那里选择丈夫。选择丈夫也没有如此困难的左看右看，百般地看，而看不出好坏来。这一大堆航空奖券哪个是头彩。越看越看不明白，一点现象也没有，通通是一样，一大张一大排的都是一样，都是浅红色的，上边都印着完全一模一样的字。一千张，一万张，哪怕是十万张，也都是一样。哪管是发现了几张或是比其余的稍微深了一点或是浅了一点，让人选择起来也有个目标，将来得不得彩的不管，总算在选择上比较省点力气。但是印航空奖券的印刷所也许是没有想到他们选择困难这一层，颜色却调得一模一样，似乎不是人工造的，而是天生就生成了这么一模一样。这是一般人，或者穷人买航空奖券的样子。有钱的人也买，但多半是不十分选择的，也不十分看重的样子。一买就是十块钱二十块钱，或是百八十块钱地买，好像买香烟或别的日常用品一样，不管回到家对这彩票仍旧是不加重视的扔在一边，或是把号码记在日记册上，或是更记在什么秘密的地方，日夜地等着开彩都不管，就只说买的时候到底是直爽的。街上不但卖航空奖券的铺子是热闹的，就是一切店铺也都很热闹。虽然热闹但是并不混乱，并不慌忙，而是安安详详的，平平稳稳的，绝对没有逃难的形色。
坐着马伯乐的大船，进了口了，靠了岸了。马伯乐是高高地站在桅杆的下边。岸上挤满了接船的人。他明明知道没人来接他，因为他上船的时候并没打电报给上海的朋友。但是他想：
“万一要有呢？”
所以他往岸上不住地寻视，直等到下船的人都下完了，接船的人也都走了，他才回到三等舱里，拿起他那张唯一带来的毯子，下船来了。
走在街上，他觉得有点不对，一切都是平常的态度，对于他，这从青岛逃来的人，似乎没有人知晓。他走过了外滩，走过了南京路，他穿的是很厚的衣裳，衬衫也黑了，皮鞋也没有上油，脸上的胡子也几天没有一刮了，所以脸色是黑黝黝的。
高楼汽车经过他旁边的时候，他往上看了一眼，看到那些太太小姐们，穿得都那么凉爽。
“怎么，她们还不知道吗？卢沟桥都打起来啦！”
他想，这样的民族怎么可以！他们都不知道青岛也快危险了。
他坐了电车经过先施公司、冠生园、大新公司的前边，那里边外边都是热热闹闹的，一点也没有逃难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惊慌的样子，太太平平的，人们是稳稳当当的。
当马伯乐看到了卖航空奖券的铺子，里边是红纸装饰得红堂堂的，里边外边都挂了红招牌，上边写着上次开奖，头奖就是他这个店铺卖出去的，请要发财的人快来买吧。马伯乐一看，他就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日本人都快打上来了，你们还不去做个准备。还在这里一心想要发财。”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他之所谓到那时候，大概是到了很悲观的时候，于是很悲悯地想着：
“你们这些人，你们不是没有聪明，你们不是不想要过好的生活，过安定的生活，看你们都聚在一起，很忠实地买航空奖券的样子，可见你们对于发财的心是多么切。可是小日本就快上来了，小日本上来的时候，你们将要不知不觉地，破马张飞地乱逃，到那时候，你们将要哭叫连天，将要失妻散子。到那时候，天昏地暗了，手忙脚乱了，你们还不快快去做一个准备，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马伯乐就带着这种心情到了上海。不久就在上海租房子住下了。
这回他租的房子，可与开书店那次所租的房子相差太远了。不能比了。一开门进去，满屋子都是大蒜的气味。马伯乐说：
“这是逃难呀，这不是过日子，也不是做生意。”
所以满屋子摆着油罐、盐罐、酱油瓶子、醋瓶子，他一点也不觉得讨厌，而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如此的。
他的屋子是暗无天日的，是在楼下梯口的一旁。这座房子组织得很奇怪。不但是马伯乐的房子没有窗子，所有楼下的房子也都没有窗子。
马伯乐租房子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缺点，正因这有这个缺点，他才租了它。他懂得没光线眼睛是要坏的，关起门来没有空气，人可怎么能够受得了，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大缺点，房租才会便宜的。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的时候。”
马伯乐想，逃难的时候，就得做逃难的打算，省钱第一，别的谈不到。
所以对这黑洞洞的房子，他一点也不觉讨厌，而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如此。
一天到晚是非开电灯不可的，那屋子可说是暗无天日的了，一天到晚，天暗地黑，刮风下雨也都不能够晓得，哪怕外边打了雷，坐在屋子里的马伯乐也受不到轰震。街上的汽车和一切杂音，坐在这屋子里什么也听不见，好像世界是不会发声音的了，世界是个哑巴了。有时候，弄堂里淘气的孩子，拿了皮球向着墙上丢打着。这时候马伯乐在屋里听到墙壁啪啪地响，那声音好像从几百里之外传来的，好像儿童时代丢了一块石子到井里去，而后把耳朵贴在井口上所听到的那样，实在是深远得不得了。有时弄堂里的孩子们拿了一根棍子从马伯乐的墙边划过去，那时他听到的不是啪啪的而是刷刷的，咯拉咯拉的……这是从哪来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马伯乐用力辨别也辨别不出来，只感到这声音是发在无限之远。总之马伯乐这屋子静得似乎全世界都哑了，又好像住在深渊里边一样，又黑又静，一天到晚都开着电灯。就是夜里睡觉，马伯乐也把灯开着，一则开灯是不花钱的，他想开着也就算了；二则关起灯来，也不大好，黑得有点怕人。
有一天夜里，是马伯乐失眠之夜，他看着墙上有一点小东西发亮，不但发亮，而且还会浮浮游游地动，好像有风吹着似的，他忙去开灯看看，一开灯什么也没有。他又关了灯再睡，那小亮东西，又看见了。和先前一样，是浮浮游游的。他开了灯，到墙上去找了半天，没能找到什么，过后一想他知道那是萤火虫了，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从那时起就永远开着灯睡觉。若关了灯，也不是不能睡，不过，觉得有点空洞，有点深远，而且夜里开灯房东又不加钱的，所以就开着睡。
所以马伯乐过的生活，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黑夜，但他自己不那么以为着，他以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白昼，亮通通的，电灯好像小太阳似的照着他。
他以为这是应该的，应该如此的。
“逃难的时候，你若不俭省还行吗？”他没有一天忘记了这个念头。
他为了俭省，他不到外边去吃，饭馆的饭无论怎样便宜，也没有自己动手在家里做更便宜。
他买了炭炉、小铁锅、锅铲之类，就开了伙了，开初是在厨房里做，过几天，他发现油也有人偷着用；酱油摆在那里，头一天还是半瓶，第二天就剩小半瓶了；炭也似乎有人拿着用，不然用不了这么快。因为上海的厨房是公用的，公用的厨房人家多，自然靠不住。恰巧有一回他真正看见了，房东的娘姨倒了他的油，炒鸡蛋。
于是他就把炉子搬到自己屋里来了，就在床头上开了伙，油、盐、醋、酱油……桌子底下、床底下，都摆满了瓶子、瓶子，罐子、罐子。四五天之前炒的辣椒酱放茶杯中忘记了，马伯乐拿在手里一看，都生了绿茸茸的毛了。拿到鼻子上一嗅，发着一种怪味。他想这实在可惜的，可吃又吃不得，他看了半天，很可惜的，用筷子把它挖出来，挖在一张破报纸上丢掉了。那个被挖出辣椒酱来的杯子，没有去洗，就装上辣椒油了。在灯光之下，也看不见这杯子是不大干净的，因为是用揩布过了的。揩过了的，也就算了，将来逃起难来，还不如现在呢！
所以马伯乐烧饭的小白锅，永久不用洗，午饭吃完了，把锅盖一盖，到晚上做饭的时候，把锅子拿过来，用锅铲嘁喳咔喳地刮了一阵，刮完了就倒上新米，又做饭去了。第二天晌午做饭时也是照样地刮。锅子外边，就更省事了，他连刮也不刮，一任其自然。所以每次烧饭的白沫，越积越厚，致使锅子慢慢地大起来了。
马伯乐的筷子越用越细，他切菜的那块板越用越簿，因为他都不去洗，而一律刮之的缘故。小铁锅也是越刮越簿，不过里边簿，外边厚，看不出来就是了。而真正无增无减的要算吃饭的饭碗。虽然也每天同样地刮，可到底没能看出什么或大或小的现象来，仍和买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还在保持原状。
其余的，不但吃饭的用具，就连枕头、被子、鞋袜，也都变了样。因为不管什么他都不用水洗，一律用刮的办法。久了，不管什么东西都要脏的，脏了他就拿过来刮，锅、碗、筷子是用刀刮，衣裳、帽子是用指甲刮，袜子也是用指甲刮。鞋是用木片刮。天下了雨，进屋时他就拿小木片刮，就把鞋边上的泥刮干净了。天一晴，看着鞋子又不十分干净，于是用木片再刮一回。自然久不刷油，只是刮，黑皮鞋就有点像挂着白霜似的，一块块地在鞋上起了云彩。这个马伯乐并不以为然，没放在心上。他走在街上仍是堂堂正正的，大大方方的，并没有因此而生起一些些羞怯的感觉。却往往看了那些皮鞋湛亮的，头发闪着油光的而油然地生出一种蔑视之心。往往心里向他们说：
“都算些个干什么的呢？中国人若都像你们这样，国家没有好……中国非……非他妈的……”
马伯乐心里恨极了，他恨自己不是当前的官员，若是的话，他立刻下令是凡穿亮皮鞋的，都得抓到巡捕房。这是什么时候，小日本就要上来了，你们还他妈的，还一点也不觉得。
“我看你们麻木不仁了。”
马伯乐不大愿意上街，一上街看了他就生气。
有一天，他在街上走着走着，他的帽子忽然被人抓着跑了。他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是开书店时的那个会计，也就是他在上海××大学旁听时的同学。
这个人，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满脸青灰，好像一个吸鸦片的人。其实是由于胃病所致，那人是又瘦又干。
马伯乐既然看出来的是他，就想说：
“你拿去我的帽子干什么呢！”
他的脸都气红了，在大街上开玩笑也不好这样开的，让人看了什么样子。
等他和那人握了手之后。话就没有如此说而是：
“现在你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看你。你这一年干什么？胃病还没有好哇！”
那人也就和他说了一大套，临走才把帽子交给了马伯乐。
马伯乐一细看：
“唔！”
帽子上有一个洞洞。
“这是谁干的事？这是怎么来的！”
马伯乐正在研究着，他的朋友说一声：
“老马，你的帽子可以换一个了。你是不戴帽子的，一年不见，却戴起帽子来了。我看走路的样子是你，我就给你摘下帽子来瞧瞧。”
说完了，他就走了。
马伯乐想，这小子，这不是和我开玩笑吗？他妈的！一路上他研究着帽子到底是怎么出的洞，没有研究出来，等到家里，才明白了。他生起火炉烧饭时，用扇子扇着火，火花往四边飞，飞到他自己的手上，把手给烧了一个小黑点。因为手是活的，烧得热辣辣地痛，他把手上的火星立刻打掉了，所以没有烧了多大一片，而只是米粒那么大一点。马伯乐立刻明白了，帽子的洞是火烧的。他赶快去看看，枕头和被子烧着没有，因为在电灯底下，虽然说是很亮了，但到底看得不怎样清楚。似乎是并没有烧着，但是他很疑心，他想想那说不定。所以他把炉口转了一个方向，仍是用扇子扇着，使那火花撞到墙上去，再从墙上折回来落到别处去。这个马伯乐就看不见了，他很放心地用力扇着火。火星从墙上折回来，竟或落在他的头发上，落在他的脸上，但这个不要紧，这是从墙上折回来的了，不是直接的了。
马伯乐一天到晚都是很闲，惟有吃饭的时候最忙，他几乎脱了全身的衣裳，他非常卖力气，满身流着汗，从脚到头，从头到脚。他只穿着小短裤和背心，脚下拖着木头板鞋。
但他一天只忙这么两阵，其余的时间都是闲的。
闲下来他就修理着自己的袜子、鞋或是西服。袜底穿硬了，他就用指甲刮着，用手揉着，一直揉到发软的程度为止。西服裤子沾上了饭粒时，他也是用指甲去刮。只有鞋子不用指甲，而是用木片刮，其余多半都是用指甲的。吃饭的时候，牙缝里边塞了点什么，他也非用指甲刮出来不可。眼睛迷了眼毛进去，他也非用指甲刮出来不可。鼻子不通气，伸指甲去刮了一阵就通气了。头皮发痒时，马伯乐就用十个指甲，伸到发根里抱着乱搔刮一阵。若是耳朵发痒了，大概可没办法了，指甲伸又伸不进去，在外边刮又没有用处，他一着急，也到底在耳朵外边刮了一阵。
马伯乐很久没有洗澡了，到洗澡堂子去洗澡不十分卫生。在家里洗，这房子又没有这设备。反正省钱第一，用毛巾擦一擦也就算了。何况马伯乐又最容易出汗。一天烧饭两次，出大汗两次。汗不就是水吗？用毛巾把汗一擦不就等于洗了澡吗？
“洗澡不也是用水吗？汗不就是水变的吗？”
马伯乐擦完了觉得很凉爽，很舒适，无异于每天洗两次澡的人。
他就是闲着在床上躺着，他也不收拾屋子，满地蒜皮，一开门，大蒜的气味扑面而来。他很喜欢吃葱或是蒜，而且是生吃，吃完了也不放放空气。关起门来就上街了。那锁在屋子里的混沌沌的气味，是昼夜地伴着他的。
他多半是闻不到的，就是闻到了，也不足为奇。省钱第一，其余的都次之。他对他的环境都十分满意，就是偶尔不满意一点，一想也就满意了：
“这是逃难呀，这不是……”
他每次从街上回来，第一脚踏进屋去，必须踢倒了油瓶子或是盐罐子，因为他的瓶子、罐子、盆碗是满地扔着，又加上从外回来立刻进了这混沌沌的屋子，眼睛是什么也看不清楚的。但是马伯乐对于他自己踢倒了瓶子这件事，他并不烦躁。虽然不止一次，差不多常常踢倒的。踢倒了他就弯下腰去把它扶起来。扶起来他也不把它规整一下，仍是满地扔着。第二天，他又照样地踢倒，照样地扶。
一切他都说：
“逃难了，逃难了。”
他每天早晨提着筐子，像女人似的到小菜场去买菜，在那里讲价还价。买完了三个铜板的黄豆芽，他又向那卖黄豆芽的筐子里抓上了一把。这一抓没有抓得很多的，只抓上十几棵。他想多一棵就比少一棵强。
“这是什么时候了？这是逃难呀！”
买鱼的时候，过完了秤，讲好了价，他又非要换一条大的不可。其实大不了好多，他为着这条差不多大的鱼，打了一大通官话，争讲了好半天。买菠菜，买葱子也要自己伸出手多抢几棵。只有买豆腐，是又不能抢，又不能说再换一块大的。因为豆腐是一律一般大，差不多和邮票一样，一排一排的都是一般大。马伯乐安然地等在那里，凭着卖豆腐的给哪一块就是哪一块。
他到油盐店去买油，他记得住上一次半斤油是装到瓶子的哪一段。因为那汽水瓶子上贴着一块商标，半斤油恰恰是齐到商标那里，若是多了，那就是白捡了，若是少了，那就证明不够分量。
“不够分量就应该去跟他争呀。”
本来马伯乐提着油瓶子回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越想越不对：
“真他妈的中国人，少了分量为什么不去找他？这是什么时候呵！这是逃难的时候。”
回到那店铺，吵嚷了半天没有什么结果。
马伯乐的眼睛是很聪明的，他一看若想加油那是办不到的，于是也就提着瓶子回来了。气得他两眼发青，两肩向前扣着，背驼着。开了锁，一进门就撞倒了几个瓶子。
他生起气来，脾气也是很大的，在某种场合让他牺牲了性命也是可以的。小的时候他和人家打架，因为他的左手上戴着一块手表，怕把手表打碎了，就单用右手打，而把左手高高地举起。结果鼻子被人家打流了血，哪怕是再比这更打到致命的地方，他都不在乎。
“流点血，不要紧。手表打碎了，父亲能再给买了吗？”
从小他就养成了这种习惯，他知道钱是中用的，从父亲那里拿到钱是多么困难，他是永久也不会忘记的。
马伯乐虽然在气头上，一看瓶子、罐子倒了，他过去心平气和地把它们扶起来。并且看看酱油或醋之类洒了没有。这是钱买来的呀！这不是闹笑话。看看没有洒，他放了心，又接着生他的气。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呵！逃难不节省行吗？不节省，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气了半天不对了，他哈哈大笑起来，他想起买的就不是半斤油，买的是五分钱的油。他骂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随时准备着再逃，处处准备着再逃，一事一物，他没有不为着“逃”而打算的，省钱第一，快逃第二。他的脑子里天天戒备着，好像消防队里边的人，夜里穿着衣裳睡觉，警笛一发，跳上了水车就跑。马伯乐虽然不能做到如此，但若一旦事变，大概总可逃在万人之先。也或者事未变，而他就先逃了也说不定。他从青岛来到上海，就是事未变而他先逃的。
马伯乐感到曲高和寡，他这个日本人必要打来的学说，没有人相信。他从家出来时要求他太太一同出来，太太没有同意，而且说他：
“笑话。”
近年来马伯乐更感到孤单了，简直没有和他同调的。
“日本人还会打到上海的吗？真是笑话。”
马伯乐到处听到这样的反应。他不提到逃难便罢，一提到，必要遭到反感，竟或人家不反感他，也就冷落着他。对于马伯乐所说的“就要逃难了”这句话，是毫不足奇的，好像并非听见；就是听见了，也像听一句普通的话那样，像过耳风那样，随便应付了几句，也就算了。绝对没有人打听，逃到哪里去，小日本什么时候打来。竟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地问马伯乐一次，问他是怎么晓得的日本人必打到上海。
马伯乐虽然天天说逃，但他也不知道将来要逃到什么地方去。小日本从什么地方打来，什么时候打来，他也不十分知道。不过他感觉着是快的。
他的家是在青岛。有一年夏天，青岛的海上来了八十多只日本军舰。马伯乐看了，那时候就害怕极了。在前海沿一直排列过来，八十多只军舰，有好几路的样子。全青岛的人没有不哄着这件事的。人们都知道，那次军舰来而不是来打中国，是日本的军舰出来玩的，或是出来演习的。可是把中国人都吓了一跳，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不认识字，不会看报，他们听着传说，把“演习”两个字读成“练习”。
所以传说着，日本海军不得了，到中国地方来练习来了。所以街街巷巷，这几天都谈论着青岛海上的八十多只军舰。
拉洋车的，卖豆腐的，开茶馆的……都指指画画地指着海上那大鲸鱼似的东西，他们说，日本人练习，为什么不在日本练习，为什么到中国地方来练习？
“这不是对着我们中国人，是对着谁？”
“看那大炮口，那不都笔直地对着我们的中山路吗？”
而且全青岛因为上来了很多海军而变了样。妓女们欢欢乐乐地看见那长得很小的海军，就加以招呼。安南妓女，法国妓女，高丽……说着各种语言的都有，而且她们穿了不同国度的衣裳，徘徊在海边上，欢笑的声音，使海水都翻了花了。海涨潮时，那探进海去的两里路长的栈桥，被浪水刮刮地冲洗上来了。栈桥上的游人，都跑下来了。海水打在妓女的脚上来了，妓女们高声地大笑着。她们说着各种言语，觉得十分好玩。那些长得很小的水兵，若是看一看她们，或是撞一撞她们，她们就更笑起来，笑得有点奇怪，好像谁的声音最大，谁就是最幸福的人似的。一直到她们之中有的被水兵带走了，她们才停下来。可是那被水兵带上了岸的，仍旧是要欢笑下去，将要使满街都充满了她们的笑声。
同时有些住宅的墙上，挂出牌子或是贴出了纸贴，上边写着欢迎他们的皇军到他家里去做客。是凡住在青岛的日本人家都贴了招贴，像是他家里有什么东西要拍卖的那样，这真是世界上顶伟大，顶特殊，顶新鲜的事情。
大概有许多人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马伯乐是见过了的，而且是亲眼所见。
数日之内，是凡日本人家里，都有帽子后边飘着两个黑带的水上英雄到他们家去做客。三个一串，两人一伙，也有四五个水兵一齐到一个家庭里去的。说也奇怪，本来客人与主人，在这之前是一次也未见过，可是他们相见之下却很融洽，和老友又重新会到了似的。主妇陪着吃酒。不管怎样年轻的主妇也要坐在一起陪着吃酒。其实是越年轻越好，因为水兵就是喜欢年轻的妇人的，像对于海边上那些说着各种言语的女子一样喜欢。越是年轻就越打闹的热闹。水兵盘着腿坐在日本式的小平桌前，主妇跪在旁边，毕恭毕敬地，像是她在奉陪着长辈的亲属似的。水兵们也像客人的样子，吃着菜，喝着酒，也许彼此谈上些家常，也许彼此询问着生活好否。
马伯乐的隔邻就是个日本家庭。因为马伯乐是站在远处看着，看着看着，里边那水兵就闹起来了，喝醉了似的，把陪着吃酒的主妇拉过去，横在他的怀里，而后用手撕着她的衣裳。
马伯乐一看，这太不成个样子了。
“真他妈的中国人！”他刚一骂出口来，他一想不对，他骂的不是中国人，于是他就改为：
“真他妈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
他跑去把太太喊来，让太太看看，果然太太看了很生气，立刻就把窗帘放下了。
这真是出奇的事情，不但一天，第二天仍是照旧地办。
马伯乐在报纸上看过了的，日本招待他们的皇军是奉着国家的命令而招待的，并不是每个水兵自己选定要到某个家庭去，而是由上边派下来的。做主人的也同样没有自由，在客人到来之前一分钟，他也不晓得他的客人叫什么名字，是个什么样子。主人和客人，两边都是被天皇派的。
第二天，马伯乐又从窗子望着五六丈之外的日本人家。果然不一会水兵就来了。那位日本太太换了和昨天不同颜色的衣裳。本来平常马伯乐就常往那日本人家里看。那男主人也许是刚结了婚不久的，和太太打闹得非常热闹。马伯乐常常看到这景象的，而且又是隔着很远看的，有些模糊朦胧的感觉，好像看戏差不多，看戏若买了后排的票子，也是把台上的人看得很小的。马伯乐虽然愿意看，也不愿意看得太真切，看了太真切，往往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五六丈之远是正好，再远也就看不见了。
这一天，当那水兵一进来的时候，马伯乐就心里说：
“等一会看吧，我看做丈夫的可怎么能够看得了。”
他这话是指着水兵和那女人打闹的时候而说的。说完了他就站在那儿，好像要看一台戏似的在那儿等着。看了好半天，都没有什么好看的，不外进菜进酒，没有什么特殊的，都是些极普通的姿势。好容易才看到开始有趣，马伯乐眼看那太太被水兵拉过去了。他觉得这回有希望了，可是水兵站起把窗帘也就撂下来了。
马伯乐没有看到尽头。
可是那八十多只军舰一走，马伯乐当时明白了，他说：
“日本能够不打中国吗？日本这八十多只军舰是干什么用的？不是给中国预备的是给谁预备的？”
马伯乐从那一回起。就坚信日本人必来打中国的。
可是在什么地方打，什么时候打，他是不知道的，总之，他坚信，日本人必来打中国。因为他不但看到日本军舰跑，而且看到了日本人的军民合作。
日本家庭招待海军，他称之为军民合作。
“军民合作干什么？”
“打中国。”
他自己回答着。
现在，马伯乐来到上海。在上海准备着再逃。可是卢沟桥的事情，还是在北方闹，不但不能打到上海来，就连青岛也没打到呀！
他每逢到朋友地方去宣传，朋友就说：
“老马，你太神经质了，你快收拾收拾行李回青岛算了吧，你看你在这住那么黑的屋子，你不是活受罪吗？你说青岛危险，难道全青岛的人，人家的命都不算命了吗？只就你一个人怕，人家都不怕吗？你还是买个船票回去吧！”
马伯乐的眼睛直直地望过去，他的心里恨极了，不是恨那人跟他不同的调，而是恨那人连一点民族国家的思想都没有。
“这算完，中国人都像你这个样，中国非非……非他妈的……”
他虽然是没有说出来，他心里想中国是没有好了。
“中国尽这样的人还行吗？”
他想中国人是一点国家民族的思想也没有的呀！一点也不知道做个准备呀！
马伯乐不常到朋友地方去，去了就要生气。有一次朋友太太从街上给孩子买了一个毛猴子来让他遇见了。他拿在手里边，他说：
“还买这玩艺儿做什么呢？逃起难来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他心里十分憎恨，手下就没有留心，一下子把猴子的耳朵给拉掉一个。
那朋友的孩子，拿在手里一看，猴子剩了一个耳朵，就大哭起来。
马伯乐觉得不好了，非逃不可了，下楼就跑了，跑到街上心还是跳的，胸里边好像打着小鼓似的怦怦的。
所以他不大愿意到朋友的地方去，一去了就要生气。
马伯乐很孤独，很单调。屋子里又黑又热，又什么也看不见，又什么也听不见。到街上去走，街上那又繁华又太平的景象，对于日本人就要来的准备一点没有，他又实在看不惯，一到了街上，于是繁华的，太平的，一点什么事没有发生，像是永远也不会发生什么事的样子。这很使马伯乐生气。
大世界、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一到夜晚，那彩虹的灯，直到半天空去，辉煌地把天空都弄亮了。南京路、爱多亚路、四马路、霞飞路，都亮得和白昼似的。电影院门口的人拥来拥去，非常之多，街上跑着小汽车，公共汽车，电车，人力车，脚踏车……各种车响着各种喇叭和铃子，走在街上使人昏头昏脑，若想过一条横道，就像射箭那样，得赶快地跑过去，若稍一慢了一点，就有被车子轧着的危险。尤其是南京路，人们就在电车和汽车的夹缝中穿来穿去，好像住在上海的人都练过马戏团似的，都非常灵敏，看了使人害怕，先施公司旁边那路口上的指挥巡捕，竟在马路的中央修起了台子。印度巡捕又黑又大，满脸都是胡子，他站在台子顶上往下指挥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样子。无数的车，无数的人都听他的号令。那印度巡捕吹着口笛，开关着红绿灯，摆着手，他让那一方面的车子通过，绿灯一开即可通过。他让谁停下，他就把红灯一开，就必得停下的，千人百人在他的脚下经过，那印度人威武得和大将军似的。
南京路上的夜晚，人多到一个挤着一个，马伯乐吃过了晚饭偶尔到南京路去走一趟。他没有目的，他不打算买什么，也没有别的事情，也不过去闲逛了一趟，因为一个人整天呆着，也太寂寞了。
虽然马伯乐是抱着逃难的宗旨，也并不以为寂寞，但寂寞是很客观地在袭击着他。若只是为着逃难，马伯乐再比这吃了更大的苦，他也抱了决心去忍耐，他不会说一句叫苦的话的。
现在马伯乐所苦的只有他的思想不能够流传，只有他的主义没有人相信。这实在是最大的痛苦，人类的愚昧何时能止，每每马伯乐向人宣传日本人就要打来，没有人接受的时候，他就像救世主似的，自动地激发出一种悲悯的情怀。他的悲悯里边带着怒骂：
“真他妈的中国人，你们太太平平的过活吧！小日本就要打来了，我看你们到那时候可怎么办！你们将要手足无措，你们将要破马张飞地乱逃，你们这些糊涂人……”
马伯乐在南京路上一边走着一边骂着，他看什么都不顺眼，因为任何东西都还保持着常态，都还一点也没有要变的现象。
马伯乐气愤极了，本来觉得先施公司的衬衫很便宜，竟有八九角钱一件的，虽然不好，若买一件将来逃难穿，也还要得；但是一生气就没有买，他想：
“买这个做什么，逃起难来……还穿衣裳吗！”
马伯乐的眼前飞了一阵金花，一半是气的，一半是电灯晃的。正这之间，旁边来了一个卖荸荠的，削了皮白生生地，用竹签穿着。马伯乐觉得喉里很干，三个铜元一串，他想买一串拿在手吃着，可是他一想，他是在逃难，逃难的时候，省钱第一，于是他没有买。卖荸荠的孩子仍在他的旁边站着不走，他竟用眼睛狠狠瞪了他一眼，并且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想，既然是不买，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他看他是一个孩子，比他小得多，他就伸出脚来往一边踢着他。
这之间，走来一个外国人，马伯乐的鞋后跟让他踩了一下。他刚想开口骂：
“真他妈的中国人！”
回头一看，是个外国人，虽然是他的鞋子被人家踏掉了，而不是踏掉了人家的鞋子因为那是外国人，于是连忙就说：
“Sorry，sorry！”
那外国人直着脖子走过去了，连理也没有理他，马伯乐一看那外国人又比他高，又比他大，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于是让他去了。
马伯乐并不是看得起外国人，而是他没有办法。
最后马伯乐看到了一家卖航空奖券的店铺。
那店铺红堂堂的，简直像过年了。贴着红纸的招牌，挂着红纸的幌子。呵呀，好热闹呵！
马伯乐一看：“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这次骂中国时，骂得尤其愤怒。他的眼睛几乎冒了火，他的手几乎是发了抖，原因是不但全个的上海一点将要逃难的现象没有，人们反而都在准备着发财，
“国家，民族都没有了，我看你们发财吧！”马伯乐一句话也没有再多说，就从南京路上回来了。
一进门，照旧是踢倒了几个瓶子、罐子，照旧地呼吸着满屋大蒜的气味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一醒来，觉得实在有点不妙了，遭殃了，坏事了。
日本人怎么还不打到青岛？不打到青岛，太太是不会出来的，太太不来，不是没有人带钱来吗。马伯乐从口袋里只能拿出十块钱来了，再多一块也没有了，把所有的零钱和铜板凑到一起，也不到一块。
马伯乐忧愁起来。
“日本人打中国是要打的，愣想不到打得这样慢……”他很绝望地在地上走来走去，他想：
“假若日本人若再……若再……不用多，若再二十天再打不到青岛，可就完了。现在还有十块钱，到那时候可就完了。”
马伯乐从家里带来的钱，省吃俭用，也都用光了。
原来他的计划是卢沟桥事变后的一个礼拜之内，日本人打到青岛，三四个礼拜打到上海。前边说过，马伯乐是不能够知道日本人来打中国，在什么时候打，在什么地方打。自卢沟桥事变，他才微微有了点自信。也不能够说是自信，不过他偷偷地猜度着罢了。
到了现在，差不多快一个月了，青岛一点动静也没有，上海一点动静也没有。他相信他是猜错了。日本人或者是要从卢沟桥往北打下去，往西打下去，往中国的中原打下来，而偏偏不打青岛，也不打上海。这也是说不定的。
马伯乐在地上走着走着，又踢倒子几个瓶子、罐子。照例地把它们又扶了起来。
日本人若不打到青岛，太太是不能来上海的。太太不来上海，钱花完了可怎么办？马伯乐离开青岛时，在他看来，青岛也就是旦夕的事情，所以他预料着太太很快就来到上海的，太太一来，必是带着钱的。他就有办法了。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又得回家了。”
他一想到回家，他的头脑里边像有小箭刺着似的那么疼痛。再回到家里将沦到更屈辱的地位。
父亲，太太、小雅格，都将对他什么样子，将要不可想象了。从此一生也就要完了，再不能翻身了。
马伯乐悲哀起来了。
从此马伯乐哀伤地常常想起过去他所读过的那些诗来，零零杂杂地在脑里翻腾着。
人生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如僧家半日闲……
白云深处老僧多……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南去北来休便休，白苹吹尽楚江秋，
道人不是悲秋客，也与晚风相对愁。
钓罢归来不系船……
一念忽回腔子里，依然瘦骨依匡床……
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
春花秋月何时了……
桃花依旧笑春风……
浮生若大梦……
万方多难此登临……
醉里乾坤大……
人生到处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马伯乐悲哀过甚时，竟躺在床上，饭也懒得烧了，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
他的袜子穿破了，他的头发长长了，他的衣裳穿脏了。要买的不能买，要洗的不能洗。洗了就没有穿的了，因为他只从家中穿出一件衬衣。所以马伯乐弄成个流落无家人的样子，好像个失业者，好像个大病初愈者。
他的脸是苍黄色的，他的头发养得很长，他的西装裤子煎蛋炒饭的时候弄了许多油点。他的衬衫不打领结，两个袖子卷得高高的，所以露出来了两只从来也没有用过力量的瘦骨伶仃的胳臂来。那衬衫已经好久没有洗过了，因为被汗水浸的，背后呈现着云翳似的花纹。马伯乐的衬衫，被汗水打湿之后，他脱下来搭在床上晾一会，还没有晾干，要出去时他就潮乎乎的又穿上了。马伯乐的鞋子也起着云翳，自从来到了上海，他的鞋子一次也没有上过鞋油。马伯乐简直像个落汤鸡似的了。
马伯乐的悲哀是有增无减的，他看见天阴了，就说：
“是个灰色的世界呵！”
他看见太阳出来了，他就说：
“太阳出来，天就晴了。”
“天晴了，马路一会就干了。”
“马路一干，就像没有下过雨的一样。”
他照着这个格式普遍地想了下去：
“人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若是没有钱。”
“逃难先逃是最好的方法。”
“小日本打来，是非来不可。”
“小日本打到青岛，太太是非逃到上海来不可。”
“太太一逃来，非带钱来不可。”
“有了钱，一切不成问题了。”
“小日本若不打到青岛，太太可就来不了。”
“太太来不了，又得回家了。”
一想到回家，他就开口唱了几句大戏：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马伯乐终归有一天高兴起来了。他的忧伤的情绪完全一扫而空。
那就是当他看见了北四川路络绎不绝地跑着搬家的车子了。
北四川路荒凉极了，一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往北去，人就比较少。到了邮政总局，再往北去，电车都空了。街上站着不少的日本警察，店铺多半关了门，满街随着风飞着些乱纸。搬家的车子，成串地向着苏州河的方面跑来。卡车，手推车，人力车……上面载着锅碗瓢盆，猫、狗……每个车子都是浮压压的，载得满满的，都上了尖了。这车子没有向北跑的都一顺水向南跑。
马伯乐一看：
“好了，逃难了。”
他走上去问，果然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向他说：
“不得了，日本人要打闸北……都逃空了，都逃空了。”那女人往北指着，跑过去了。
马伯乐一听，确是真的了。他心里一高兴，他想：
“这还不好好看看吗？这样的机会不多呀！今天不看，明天就没有了。”
所以马伯乐沿着北四川路，便往北走去，看看逃难到底是怎么个逃法，于是他很勇敢地和许多逃难的车子相对着方向走去。
走了不一会，他看见了一大堆日本警察披着黑色的斗篷从北向南来了。在他看来，好像是向着他而来的。
“不好了，快逃吧？”
恰好有一辆公共汽车从他身边过，他跳上去就回来了。
这一天马伯乐兴奋极了。是凡他所宣传过的朋友的地方，他都去了一趟，一开口就问人家：
“北四川路逃难了，你们不知道吗？”
有三两家知道一点，其余的都不知道。马伯乐上赶着把实情向他们背述一遍，据他所见的，他还要偷愉地多少加多一点，他故意说得比他所看见的还要严重，他一连串地往下说着：
“北四川路都关门了，上了板了。北四川路逃空了，日本警察带着刺刀向人们摆来摆去……那些逃难的呀，破马张飞地乱跑，满车载着床板，锅碗瓢盆，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逃得惨，逃得惨……”
他说到最后还带着无限的悲悯，用眼睛偷偷地看着对方，是否人家全然信以为真了？若是不十分坚信，他打算再说一遍。若是信了，他好站起来立刻就走，好赶快再到另一个朋友的地方去。
时间实在是不够用，他报信到第七家的时候，已经是夜十一点钟了。
等他回到自己的住处，他是又疲乏，又饿，全身的力量全都用尽了。腿又酸又软的，头脑昏昏然有如火车的轮子在头里哐当哐当地响。他只把衬衫的钮扣解开，连脱去都没有来得及，就穿着衣裳和穿着鞋袜，睡了一夜。
这一夜睡得非常舒服，非常安适。好像他并不是睡觉，而是离开了这苦恼的世界一整夜。因为在这一夜中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他没有做梦，没有想到将来的事情，也没回忆到过去的事情。苍蝇在他的脸上爬过，他不知道。上海大得出奇的大蟑螂，在他裂开了衬衫的胸膛上乱跑一阵，他也不觉得。他疲乏到完全没有知觉了。他一夜没有翻身，没有动一动，仍是保持着他躺下去的那种原状，好像是他躺在那里休息一会，他的腿伸得很直的，他并非像是睡觉，而一站起来随时可以上街的样子。
这种安适的睡法，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也不能有过几次。尤其是马伯乐，像他那样总愿意把生活想得很远很彻底的性格，每每要在夜里思索他的未来。虽不是常常失眠，睡得不大好的时候却很多。像今夜这种睡法，在马伯乐有记忆以来是第二次。
前一次是他和他太太恋爱成功举行了订婚仪式的那夜，他睡得和这夜一般一样的安适。那是由于他多喝了酒，同时也是对于人生获得了初步胜利的表示。
现在马伯乐睡得和他订婚之夜一般一样的安适。
早晨八点钟，太阳出来得多高的了，马伯乐还在睡着。弄堂里的孩子们，拿着小棍，拿着木块片从他屋外的墙上划过去，划得非常之响。这一点小小的声音，马伯乐是听不见的。其余别的声音，根本就传不进马伯乐的房子去。他的房子好像个小石洞似的和外边隔绝了。太阳不管出得多高，马伯乐的屋子是没有一个孔可以射进阳光来的。不但没有窗子，就连一道缝也没有。
马伯乐睡得完全离开了人间。
等他醒来，他将不知道这世界是个什么世界，他的脑子里边睡得空空的了，他的腿睡得麻木。他睁开眼睛一看，他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他看了半天，只见电灯黄昏昏地包围着他。他合上了眼睛，似乎用力理解着什么，可是脑筋不听使唤。他仍是不能明白。又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了很久，他才站起来。站起来找他的皮鞋。一看皮鞋是穿在脚上，这才明白了昨天晚上是没有脱衣裳就睡着了。
接着，他第一个想起来的是北四川路逃难了。
“这还得了，现在可不知道逃得怎样的程度了！”
于是他赶忙用他昨天早晨洗过脸的脸水，马马虎虎地把脸洗了，没有刷牙就跑到弄堂口去视察了一番。果然不错，逃难是确确实实的了，他住的是法租界福履理路一带。不得了啦，逃难的连这僻静的地方都逃来了。
马伯乐一看，那些搬着床的，提着马桶的，零零乱乱的样子，真是照他所预料的一点不差，于是他打着口哨，他得意洋洋地走回他的屋中。一进门照例地撞倒了几个瓶子、罐子。
他赶快把它们扶了起来。他赶快动手煎蛋炒饭，吃了饭他打算赶快跑到街上去查看一番，到底今天比昨天逃到怎样的程度了。
他一高兴吃了五个蛋炒饭。平常他只用一个蛋，而今天用了五个。他说：
“他妈的，吃罢，不吃白不吃，小日本就……就打来了。”
他吃了五个蛋炒饭还不觉得怎样饱，他才想起昨天晚上他还没有吃饭就睡着了。
马伯乐吃完了饭，把门关起来，把那些葱花油烟的气味都锁在屋里，他就上街去了。
在街上他瘦骨嶙峋的，却很欢快地走着，迈着大步。抬着头，嘴里边不时打着口哨。他是很有把握的，很自负的。用了一种鉴赏的眼光，鉴赏着那些从北四川路逃来的难民。
到了傍晚，法租界也更忙乱起来了。从南市逃来的难民经过辣斐德路，萨坡赛路……而到处搬着东西。街上的油店，盐店，米店，没有一家不是挤满了人的。大家抢着在买米。说是战争一打了起来，将要什么东西也买不到的了。没有吃的，没有喝的。
马伯乐到街上去巡游了一天，快黑天了他才回来。他一走进弄堂来。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外国人也买了一大篮子日用品(奶油、面包之类……)。于是他更确信小日本一定要开火的。同时不但小日本要打，听说就是中国军人也非要打不可。而且传说得很厉害，说是中国这回已经有了准备，说是八十八师已经连夜赶到了，集在虹口边上。日本陆战队若一发动，中国军队这回将要丝毫不让的了。日本打，中国也必回打，也必抵抗，说是一两天就要开火的。
马伯乐前几天那悲哀的情绪都一扫而光了。现在他忙得很，他除了到街上去视察，到朋友的地方去报信，他也准备着他自己的食粮，酱油、醋、大米、咸盐都买妥了之后，以外又买了鸡蛋。因为马伯乐是长得很高的，当他买米的时候，虽然他是后来者，他却抢着从女人们的头顶上把米口袋扔过去了。所以，他虽是后来者，他却先买到了米。在他挤着接过米口袋时，女人们骂他的声音，他句句都听到了。可是他不管那一切，他挤着她们，他撞着她们，他把她们一拥，他就抢到最前边去了。他想：
“这是什么时候，我还管得了你们女人不女人！”
他自己背着米袋子就往住处跑。他好像背后有洪水猛兽追着他似的，他不顾了一切，他不怕人们笑话他。他一个人买了三斗米，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够吃了。
他把米袋子放到屋里，他又出去了，向着卖面包的铺子跑去。这回他没有买米时那么爽快，他是站在一堆人的后边，他本也想往前抢上几步，但是他一看不可能。因为买面包的多半是外国人。外国人是最讨厌的，什么事都照规矩，一点也不可以乱七八糟。
马伯乐站在人们的后边站了十几分钟，眼看架子上的面包都将卖完了，卖到他这里恐怕要没有了，他一看不好了，赶快到第二家去吧。
到了第二个店铺，那里也满满的都是人，马伯乐站在那里挤了一会，看看又没有希望了。他想若是挨着次序，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够轮到他。只有从后边抢到前边去是最好的方法。但买面包的人多半是些外国人，外国人是不准许抢的。于是他又跑到第三个面包店去。
这家面包店，名字叫“复兴”，是山东人开的，店面很小，只能容下三五个买主。马伯乐一开门就听那店铺掌柜的说的是山东黄县的话，马伯乐本非黄县人，而是青岛人，可是他立刻装成黄县的腔音。老板一听以为是一个同乡，照着他所指的就把一个大圆面包递给他了。
他自己幸喜他的舌头非常灵敏，黄县的话居然也能学得很像，这一点工夫也实在不容易。他抱起四五磅重的大面包，心里非常之痛快，所以也忘记了向那老板要一张纸包上，他就抱了赤裸裸的大面包在街上走。若不是上海在动乱中，若在平时，街上的人一定以为马伯乐的面包是偷来的，或是从什么地方拾来的。
马伯乐买完了面包，天就黑下来，这是北四川路开始搬家的第二天。
马伯乐虽然晚饭又吃了四五个蛋炒的饭，但心里又觉得有点空虚了，他想：
“逃难虽然已经开始了，但这只是上海，青岛怎么还没逃呢？”
这一天马伯乐走的路途也不比昨天少。就说是疲乏也不次于昨天，但是他睡觉没有昨夜睡得好，他差不多是失眠的样子，他终夜似乎没有睡什么。一夜他计划，计划他自己的个人的将来，他想：
“逃难虽然已经开始了，但是自己终归逃到什么地方去？就不用说终归，就说眼前第一步吧，第一步先逃到哪儿最安全呢？而且到了那新的地方，是否有认识人，是否可以找到一点职业，不然，家里若不给钱，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太太若来，将来逃就一块逃。太太自己有一部分钱。同时太太的钱花完了也不要紧，只要有太太，有小雅格她们在一路，父亲是说不出不给钱的，就是不给我，他也必要给他的孙儿孙女的。现在就是这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使太太马上出来，马上到上海来。”
马伯乐正想到紧要的地方，他似乎听到一种声响，听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声响。这种声响不是平常的，而是很远很远的，十分像是大炮声，他想：
“是不是北四川路已经开炮了呢？”
对于这大炮声马伯乐虽然是早已预言了多少日子，早已用工夫宣传了多少人，使人相信早晚必有这么一天。人家以为马伯乐定然是很喜欢这大炮声。而今他似乎听到了，可是他并不喜欢，反而觉得有点害怕。他把耳朵离开了枕头，等着那种声音再来第二下，等了一会，终于没有第二下，马伯乐这才又接着想他自己的事情：
“……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太太早日出来呢？我就说我要投军去，去打日本。太太平常就知道我是很有国家观念的。从我做学生的时候起，是凡闹学潮的时候，没有一次没有我。太太是知道的，而且她很害怕，她看我很勇敢，和警察冲突的时候我站在最前边。那时候，太太也是小孩子，她在女校，我在男校，她是看见过我这种行为的。她既然知道我的国家观念是很深切的，现在我一说投军救国去了，她必然要害怕，而且父亲一听也不得了，那她必然要马上来上海的。就这么做，打个电报去，一打电报事情就更像真的，立刻就要来的。”
马伯乐翻了一个身，他又仔细思索了一会，觉得不行，不怎样妥当，一看就会看出来，这是我瞎说。上海还并未开火，我可怎么去投的军？往哪里投，去投谁，这简直是笑话，说给小孩子，小孩子也不会信，何况太太都让我骗怕了，她一看，她就知道又是我想法要她的钱。他又想了第二个方法：
“这回说，我要去当共产党，父亲最怕这一手，太太也怕得不得了。他们都相信共产党是专门回家分他父母妻子的财产的。他们一听，就是太太未必来，也必寄钱给我的，一定寄钱给我的，给我钱让我买船票赶快回家。”
马伯乐虽然又想好了一条计策，但还不妙，太太不来终究不算妙计，父亲给那一点点钱，一花就完，完了还是没有办法。还是太太跟在旁边是最好，最把握，最稳当。
“那么以上两个计划都不用。用第三个，第三个是太太最怀疑我……我若一说，在上海有了女朋友，看她着急不着急，她一定一夜气得睡不着觉，第二天买船票就来的。我不要说得太硬，说得太硬，她会恼羞成怒，一气便真的不来了。这就吞吞吐吐地一说，似有似无，使她不见着人面不能真信其有，不见人面又不能真信其无，惟有这样她才来得快，何况那年我不是在上海真有过一个女朋友吗？”
就这么办，马伯乐想定了计划，天也就快亮了。
他差不多一夜也没有睡。第二天起来是昏头昏脑的，好像太阳也大了，地球也有些旋转。有些脚轻头重，心里不耐烦。
从这一夜起，马伯乐又阴郁下来，觉得很没有意思，很空虚，一直到虹口开了大炮，他也没再兴奋起来。
北四川路开始搬家的第三天，“今晚定要开火”的传闻，全上海的人都相信了。
那夜北四川路搬家的最末的一班车子，是由英国巡捕押着逃出来的，那辆大卡车在夜里边是凄怆得很。什么车子也没有，只有它这一辆车子突突地跑了一条很长的空洞洞的大街，这是国际的逃难的车子，上边坐着白俄人，英国人，犹大人，也有一两个日本人。本来是英国捕房派的专车接他们的侨民的，别的国人也能坐到那车子上面，那是他们哀求的结果。
大炮就要响了，北四川路静得鸦雀无声，所有的房子都空了，街上一个人也看不见。平常时满街的车子都没有了。一切在等待着战争。一切都等候得很久了。街上因为搬家，满街飞着乱纸。假如市街空旷起来，比旷野更要空旷得多。旷野是无边的，敞亮的，什么障碍也没有；而市街则是黑漆漆的，鬼鬼祟祟的，房屋好像什么怪物似的，空旷得比旷野更加可怕。
所有的住在北四川路的日本人，当夜都跑到附近的日本小学堂里去了。也可以说所有住在上海的日本人都集中在日本小学堂。一方面他怕和中国冲突起来损害着他们的侨民，另一方面他们怕全心全意的侨民反对这个战争，也许要跑到中国方面来。所以预先加以统制，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日本人，就都得听命集中在一起，开起仗来好把他们一齐派兵押着用军舰运回日本去。
所以北四川路没有人在呼吸了。偶尔有一小队一小队的日本警察，和几批主人逃走了，被主人抛下来的狗在街上走过。
北四川路完全准备好了，完全在等待着战争。英租界、法租界却热闹极了，家家户户都堆满了箱笼包裹，到处是街谈巷议。新搬来的避难的房客对于这新环境，一时不能够适应下来，所以吵吵闹闹的，闹得大家不得安定，而况夜又热，谣言又多，所以一直闹到天明。
天亮了，炮声人们还没有听到。
也许是第二天夜晚才发炮呢！人们都如此以为着。
于是照常地吃饭，洗衣裳，买米买柴。虽然是人们都带着未知的惊慌之色，但是在马伯乐看来，那真是平凡得很，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人们仍是照旧生活的样子。
“这算得了什么呢，这是什么也算不了的。”
马伯乐对于真正战争的开始，他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他看得再没有那么平凡的了。他不愿意看了，他不愿意听了，他也不再出去巡查去了。在他一切似乎都完了，都已经过去。
日本人打中国那好比是几年前的事情。中国人逃难也陈旧得像是几年前的事情。虽然天天在他心目中的日本大炮一直到今天尚未发响，可是在他感情上就像已经开始打了好几天或好几个月那般陈旧了。
所以马伯乐再要听到谣传，说是日本人今天晚上定要开火之类，他一听就要睡着的样子。他表示了毫不关心的态度，他的眉头皱着，他的两个本来就很悲哀的眼睛，到这时候更显得悲哀了。
他的心上反复地想着的，不是前些日子他所尽力宣传的日本人就要打来，而是日本人打来了应该逃到哪里去。
“万事必要做退一步想。”
他之所谓退一步想，就是应该往什么地方逃。
“小日本打来必要有个准备。”
他之所谓准备，就是逃的意思。绝不是日本人打来的时候要大家一齐拼上了去。那为什么他不说“逃”而说“准备”？因为“准备”这个字比“逃”这字说起来似乎顺耳一些。
马伯乐到现在连“准备”这个字也不说了。而只说：
“万事要做退一步想。”
他觉得准备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应该立刻行动起来了。不然，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到人人都逃的时候可怎么办？车船将都要不够用了。一开起战来，交通将不够用的，运兵的运兵，载粮的载粮，还有工夫来运难民吗？逃难不早逃，逃晚了还行吗？
马伯乐只在计划着逃的第二步(因第一步是他从青岛逃到上海来)，所以对于日本人真正要打来这回事，他全然不感到兴趣了。
当上海的大炮响起来的时候，马伯乐听了，那简直平凡极了。好像他从前就已经听过，并不是第一次才听过。全上海的人都哄哄嚷嚷的，只有马伯乐一个人是静静的，是一声不响的，他抽着烟卷，他躺在床上，把两只脚抬到床架上去，眼睛似睡非睡地看着那黄昏昏的电灯。大炮早已响起来了，是从黄昏的时候响起的。
“八一三”的第二天，日本飞机和中国飞机在黄浦江上大战，半面天空忽然来了一片云那样的，被飞机和火药的烟尘涂抹成灰色的了。好像世界上发现了奇异的大不可挡的旋风，带着声音卷来了，不顾一切地、呜呜地、轧轧地响着，因为飞机在天空里边开放机关枪，流弹不时地打到租界上来。飞机越飞越近，好像要到全上海的头顶上来打的样子。这时全上海的人没有一个不震惊的。
家家户户的人都站在外边来看，等飞机越飞越近了，把人的脸色都吓得发白。难道全个的上海都将成为战场吗？刚一开战，人们是不知道战争要闹到什么地步的。
“八一三”的第三天，上海落了雨了，而且刮着很大的风，所以满街落着树叶。法租界的医院通通住满了伤兵。这些受了伤的战士用大汽车载着，汽车上边满覆了树枝，一看就知道是从战场上来的。女救护员的胳膊上带着红十字，战士的身上染着红色的血渍。战士们为什么流了血？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屠杀。伤兵的车子一到来，远近的人们都用了致敬的眼光站在那里庄严地看着。
只有马伯乐什么也不看，在街上他阴郁地走着。他踏着树叶，他低头不语，他细细地思量着。
“可是第二步到底逃到哪里呢？”
他想：
“南京吗？苏州吗？”
南京和苏州他都有朋友在那儿。虽然很久不通信了，若是逃难逃去的，未必不招待的。就是南京、苏州都去不成，汉口可总能去成的。汉口有他父亲的朋友在那里，那里万没有错的。就是青岛还没开火，这是很大问题。太太不来一切都将谈不到的，“穷在家里，富在路上”，中国这句古语一点也没有说错。“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的的确确这帮东西是坏得很。可是此后每天不都将在路上吗？
“这是逃难呵，这是……”
马伯乐想到出神的时候，几乎自己向自己喊了出来：
“逃难没有钱能成吗？”
他看前边的街口上站着一群人。一群人围着一辆大卡车，似乎从车上往下抬着什么。马伯乐一看那街口上红十字的招牌，才知道是一个医院，临时收伤兵的。
他没有心思看这些，他转个弯到另一条街上去散步了。
走了没有几步，又是一辆伤兵的车子。伤兵何其多哉！他有些奇怪。他转过身又往回走，无奈太迟了，来不及了。终归那伤兵的车子赶过了他，且是从他的身边赶过的，所以那满车子染着血渍的光荣的中华民族的战士，不知不觉地让马伯乐深深地瞪了一眼。
他很奇怪，伤兵为什么这样多呢？难道说中国方面的战况不好吗？
中国方面的战况一不好，要逃难就更得快逃了。
他觉得街上是很恐怖的，很凄凉的，又加上阴天，落着毛毛小雨，实在有些阴森之感。清道夫这两天似乎也没扫街，人行道上也积着树叶。而且有些难民，一串一串地抱着孩子，提着些零碎东西在雨里边走着，蓬头散发的，赤腿裸脚的，还有大门洞里边也都挤满了难民，雨水流满了一大门洞，那些人就在湿水里边躺着，坐着。
马伯乐一看，这真悲惨，中华民族还要痛苦到怎样的地步！我们能够不抵抗吗？
“打呀！打呀！我们是非打不可。”
等他看见了第二个大门口、第三个大门口都满满地挤着难民，他想：
“太太若真的不来，自己将来逃难下去，不也将要成为这个样子吗？”
实在是可怕得很。马伯乐虽然不被父母十分疼爱，可是从小就吃得饱，穿得暖的。一个人会沦为这个样子，他从未想象过，所以他觉得很害怕，他就走回他的住处去了。
一进门他照例地踢倒了几个瓶子罐子，他把它们扶起来之后就躺到床上去了，很疲乏，很无聊，一切没有意思。抽一支烟吧，抽完了一支还是再抽一支吧。一个人在烦闷的时候，就和生病了一样；尤其是马伯乐，他灰心的时候一到，他就软得和一摊泥似的了。比起生病来更甚，生了病他也不过多抽几支香烟就好了。可是他一无聊起来，香烟也没有用的。因为他始终相信，病不是怎样要紧的事情，最要紧的是当悲哀一侵入人体，那算是没有方法可以抵抗的了，那算是绝望了。
“这算完。”
马伯乐想：太太若是不来，一切都完了，一切谈不到。
他的香烟的火头是通红通红的，过不了两三秒钟他吹它一次，把烟灰吹满了一枕头。反正这逃难的时候，什么还能干净得了？所以他毫无小心地弯着腿，用皮鞋底踏床上的褥子。
“这算完，太太若不来一切都完了。”
一想到这里，他更不加小心地吹起烟灰来。一直吹到烟灰落下来迷了他的眼睛，他才停止的。
他把眼睛揉了一揉，用手指在眼边上刮了一刮。很奇怪的，迷进马伯乐眼睛里的沙子因此一刮也常常就会出来了。
马伯乐近来似乎不怎样睡眠，只是照常地吃饭，蛋炒饭照常地吃。睡眠是会间断了思想的，吃饭则不会，一边吃着一边思想着，且吃且想还很有意思。
马伯乐刮出来眼睛的烟灰后，就去燃起炭炉来烧饭去了。不一会工夫，炭火就冒着火星着起来了。
照例马伯乐是脱去了全身的衣裳，连袜子也脱去，穿着木头板鞋。全身流着汗，很紧张，好像铁匠炉里的打铁的。
锅里的油冒烟了，马伯乐把葱花和调好的鸡蛋哇啦一声倒在油里。
马伯乐是青岛人，很喜欢吃大葱大蒜之类。他就总嫌这上海的葱太小。因上海全是小葱，所以他切葱花的时候，也就特别多切上一些。在油里边这很多的葱，散发着无比的香气。
蛋炒饭这东西实在好吃，不单是吃起来是可口的香，就是一闻也就值得了。所以马伯乐吃起蛋炒饭来是永久没有厌的，他永久吃不厌的，而且越吃越能吃。若不是逃难的时候，他想他每顿应该吃五个蛋炒饭。而现在不能那样了，现在是省钱第一。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的时候。”
每当他越吃越香很舍不得放下饭碗的时候，他就想了以上这句活。果然一想是在逃难，虽然吃不甚饱也就算了。何况将来逃起难来的时候说不定还要挨饿的。
“没看见那弄堂口里的难民吗？他们还吃蛋炒饭呢！他们是什么也没有吃的呀！”
他想将来自己能够一定不挨饿的吗？所以少吃点也算不了什么，而且对于挨饿也应该提早练习着点，不然，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到那时候对于饥饿毫无经验，可怎么能够忍受得了？应该提早饿一饿试试，到那时候也许就不怕了。
叫化子不是常常吃不饱的吗？为什么他受得住而别人受不住呢？就因为他是饿惯了。小孩子吃不饱，他要哭。大人吃不饱他会想法子再补充上点，到冠生园去买饼干啦，吃一点什么点心之类啦。只有叫化子，他吃不饱，他也不哭，他也不想法子再吃。有人看见过叫化子上冠生园去买点心的吗？可见受过训练的饥饿和没受过训练的饥饿是不同的。
马伯乐对于他自己没能够吃上五个蛋炒饭的理由有二，第一为着省钱；第二为着训练。
今天的蛋炒饭炒得也是非常之香，满屋子都是油炸葱花的气味。马伯乐在这香味中被引诱得仿佛全个的世界都是香的，任什么都可以吃，任什么都很好吃的样子。当他一端起饭碗来，他便觉得他是很幸福的。
他刚要尝到这第一口，外边有打门的了。马伯乐很少有朋友来拜访他，大概只有两三次，是很久以前。最近简直是没有过，一次也没有。
“这来的人是谁呢？”
马伯乐只这么想了一下，并没有动。蛋炒饭也仍抱在手里。
“老张吗？小陈吗？还是……”
马伯乐觉得很受惊。他的习惯与人不同，普通人若听到有人敲门，一定是立刻走过去开了门一看便知分晓了；可是他不同，因为他是很聪明的，很机警的，是凡什么事情在发生以前他大概就会猜到的。即或猜错了，他也是很喜欢猜的。比方哪位买了件新东西，他就愿意估一个价码，说这东西是三元买的，或是五元买的，若都不对，他便表示出很惊讶的样子说：
“很奇怪的，莫名其妙的，这东西就真的……真是很怪……”
他说了半天，不知他说了些什么。他仍是继续在猜着。有的时候，人家看着他猜得很吃力就打算说了出来。而他则摆着手，不让人家说。他到底要试试自己的聪明如何。对于他自己的那份天才，他是十分想要加以磨练的。
现在他对于那门外站着的究竟什么人，他有些猜不准。
“张大耳朵，还是小陈？还是……”
张大耳朵前几天在街上碰到的，小陈可是多少日子不见了。大概是小陈，小陈敲门的声音总是慢吞吞的。张大耳朵很莽撞，若敲了这许多工夫他还不开门，就往里撞，他还会那么有耐心？
马伯乐想了这么许多，他才走过去慢慢地把身子遮掩在门扇的后边，把门只开了一道小缝。似乎那进来的人将是一个暴徒，他防备着当头要给他一棒。
他从门缝往外一看，果然是小陈。于是他大大地高兴起来：
“我猜就是你，一点也没有猜错。”
过了一些工夫，小陈和他讲了许多关于战争的情形，他都似乎没有听见。他还向小陈说：
“你猜我怎么知道一定是你，而不是张大耳朵？张大耳朵那小子是和你不同的，他非常没有耐性，若是他来，他用脚踢开门进来，而你则不同。你是和大姑娘似的，轻轻地，慢慢的……你不是这样吗？你自己想想，我说得对不对？”
马伯乐说着就得意洋洋地拿起蛋炒饭开始吃。差不多要吃饱了他才想起问他的客人：
“小陈，可是你吃了饭吗？”
他不等小陈回答，他便接下去说：
“可是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只是每天吃蛋炒饭……一开起战来，你晓得鸡蛋多少钱一个，昨天是七分，今天我又一打听是八分。真是贵得吃不起了。我这所吃的还是打仗的前一天买的，是一角钱三个。可是现在也快吃完了。吃完也不打算买了。我们的肠胃并不是怎么十分高贵的，非吃什么鸡蛋不可。我说小陈，你没看见吗？满街都是难民，他们吃什么呢？他们是怕什么也没有吃。……我吃完了这几个蛋，我绝不再买了。可是小陈你到底吃过饭没？若没吃就自己动手，切上些葱花，打上两个蛋，就自己动手炒吧！蛋炒饭是很香的。难道你吃过了吗？你怎么不出声？”
小陈说吃过了，用不着了。并问马伯乐：
“黄浦江上大空战你看见了吗？”
小陈是马伯乐在大学里旁听时的同学，他和马很好，所以说话也就不大客气。他是马伯乐的穷朋友之一，同时也是马伯乐过去书店里的会计。那天马伯乐在街上走着，抓掉他帽子的也就是他。他的眼睛很大，脸色很黄，因长期的胃病所致。他这个人的营养不良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脸色黄得透明，他的耳朵迎着太阳会透亮的，好像医药室里的用玻璃瓶子装着、浸在酒精里的胎儿的标本似的。马伯乐说不上和他怎样要好，而是他上赶着愿意和马伯乐做一个朋友。马伯乐也就没有拒绝他，反正穷朋友好对付，多几个少几个也没多大关系。马伯乐和他相谈也谈不出多大道理来，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思想，没有什么事业在中间联系着。也不过两方面都是个市民的资格，又加上两方面也都没有钱。小陈是没有钱的，马伯乐虽然有钱，可是都在父亲那里，他也拿不到的，所以也就等于没有钱。
可是小陈今天来到这里，打算向马伯乐借几块钱。他转了好几个弯而没有开口。他一看马伯乐生活这样子，怕是他也没有钱。可是又一想，马伯乐的脾气他是知道的，有钱和没有钱是看不大出来的，没有钱，他必是很颓丧的，有了钱，他也还是颓丧的，因为他想：“钱有了，一花可不就是没有吗？”
小陈认识他很久了，对于他的心理过程很有研究。于是乎直截了当地就问马伯乐：
“老马，有钱没有？我要用两块？”
马伯乐一言未发，到床上去就拉自己的裤子来，当着小陈的面把裤袋里所有的钱一齐拿出来展览一遍，并且说着：
“老马我，不是说有钱不往外拿，是真的一点办法没有了。快成为难民了。”
他把零钱装到裤袋去，裤子往床上一丢时，裤袋里边的铜板叮当响着。马伯乐说：“听吧，穷的叮当了，铜板在唱歌了。”
在外表上看来，马伯乐对于铜板是很鄙视的，很看不起的，那是他表示着他的出身是很高贵的，虽然现在穷了，也不过是偶尔的穷一穷，可并非出身就是穷的。
不过当他把小陈一送走了，他赶快拾起裤子来，数一数到底是多少铜板。马伯乐深知铜板虽然不值钱，可它到底是钱。就怕铜板太少，铜板多了，也一样可以成为富翁的。
他记得青岛有一位老绅士，当初就是讨铜板的叫化子，他一个月讨两千多铜板，讨了十几年，后来就发财了。现在就是当地的绅士。
“铜板没用吗？那玩艺要一多也不得了。”
马伯乐正在聚精会神的数着，门外又有人敲他的门。
马伯乐的住处从来不来朋友，今天一来就是两个，他觉得有点奇怪。
“这又是谁呢？”
他想。
他照着他的，完完全全地照着他的老规矩，慢慢地把身子掩在门后，仿佛他打算遭遇不测。只把门开了一个小小的小小的缝。
原来不是什么人，而是女房东来找他谈话，问他下月房子还住不住，房子是涨价的。
“找房子的人，交交关，交交关。”
女房东穿着发亮的黑拷绸的裤褂，拖着上海普遍的，老板娘所穿的油渍渍的，然而还绣着花的拖鞋。她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堆上海话。
马伯乐等房东太太上楼去了，关了门一想：“这算完！”
房子也涨了价了，吃的也都贵得不得了。这还不算。最可怕是战争还不知道演变到什么地步。
“这算完，这算完……”
马伯乐一连说了几个“这算完”之后，他便颓然地躺在床上去了。他一点力量也没有了。
大炮一连串的，好像大石头似的在地面上滚着，轰轰的。马伯乐的房子虽然是一点声音不透，但这大炮轰隆轰隆的声音是从地底下来的，一直来到马伯乐的床底下。
马伯乐也自然难免不听到这大炮的响声。这声音讨厌得很，仿佛有块大石头在他脑子中滚着似的。他头昏脑乱了，他烦躁得很。
“这算完，这算完。”
他越想越没有办法。
马伯乐几天前已给太太写了信去。虽然预测那信还未到，可是在马伯乐他已经觉得那算绝望了。
“太太不会来的，她不会来的，她那个人是一块死木头……她绝不能来。”他既然知道她绝不能来，那他还要写信给她？其实太太来与不来，马伯乐是把握不着的，他心上何曾以为她绝对不能来？不过都因为事情太关乎他自己了。越是单独地关乎他自己的事情，他就越容易往悲观方面去想。因为他爱自己甚于爱一切人。
他的小雅格，他是很喜欢的，可是若到了极高度的危险，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也只得自己逃走了事。他以为那是他的能力所不及的，他并没有罪过。
假若马伯乐的手上在什么地方擦破了一块皮，他抹了红药水，他用布把它包上。而且皱着眉头很久很久地惋惜着他这已经受了伤的无辜的手。
受了伤，擦一点红药水，并不算是恶习，可是当他健康的脚，一脚出去踏了别人包着药布的患病的脚，他连对不起的话也不讲。他也不以为那是恶习。(只有外国人不在此例，他若是碰撞了人家，他连忙说sorry。并不是他怕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太厉害。)
总之，越是马伯乐自己的事情，他就越容易往悲观方面去想。也不管是真正乐观的，或有几分乐观的，这他都不管。哪怕一根鱼刺若一被横到他的喉咙里，那鱼刺也一定比横在别人喉咙里的要大，因为他实实在在地感着那鱼刺的确是横在他的喉咙了。一点也不差，的的确确的，每一呼吸那东西还会上下地刺痛着。
房东这一加房价，马伯乐立刻便暗无天日起来，一切算是完了。人生一点意思也没有，一天到晚的白活，白吃，白喝，白睡觉，实在是没有意思。这样一天一天地活下去，到什么时候算个了事。
马伯乐等房东太太上了楼，他就关了门，急急忙忙地躺到床上去，他的两个眼睛不住地看着电灯，一直看到眼睛冒了花。他想：
“电灯比太阳更黄，电灯不是太阳啊！”
“大炮毕竟是大炮，是与众不同的。”
“国家多难之期，人活着是要没有意思的。”
“人在悲哀的时候，是要悲哀的。”
马伯乐照着他的规程想了很多，他依然想下去：
“电灯一开，屋子就亮了。”
“国家一打仗，人民就要逃难的。”
“有了钱，逃难是舒服的。”
“日本人不打青岛，太太是不能来的。”
“太太不来，逃难是要受罪的。”
“没有钱，一切谈不到。”
“没有钱，就算完了。”
“没有钱，咫尺天涯。”
“没有钱，寸步难行。”
“没有钱，又得回家了。”
马伯乐一想到回家，他不敢再想了。那样的家怎么回得？冷酷的，无情的，从父亲、母亲、太太说起，一直到小雅格，没有一个人会给他一个好颜色。
哪怕是猫狗也怕受不了，何况是一个人呢！
马伯乐的眼睛里上下转了好几次眼泪。“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他的眼泪几乎就要流出来了。
马伯乐赶快地抽了几口烟，总算把眼泪压下去了。
经过这一番悲哀的高潮，他的内心似乎舒展了一些。他从床上起来，用冷水洗着脸，他打算到街上去散散步。
无奈他推门一看，天仍落着雨，雨虽然不很大，但是讨厌得很。
马伯乐想，衣服脏了也没有人给他洗，要买新的又没有钱，还是不去吧。
马伯乐刚忘下了的没有钱的那回事，现在又想起来了。
“没有钱，就算完。”
“人若没有钱，就不算人了。”
马伯乐气得擂了一下桌子。桌面上立时跳起了许多饭粒。因为他从来不擦桌子，所以那饭粒之中有昨天的有前天的，也或许有好几天前就落在桌子上的。有许多饭粒本来是藏在桌子缝里边，经他打了这一拳，通通都跳出来了。好像活的东西似的，和小虫似的。
马伯乐赶快伸出手掌来把它们扫到地上去了。他是扫得很快的，仿佛慢了一点，他怕那些饭粒就要跑掉似的。而后他用两只手掌拍着，他在打扫着自己的手掌，他想：
“这他妈的叫什么世界呵！满身枷锁，没有一个自由的人。这算完，现在又加上了小日本这一层枷锁。血腥的世界，野兽的世界，有强权，无公理，现在需要火山爆发，需要天崩地裂，世界的末日，他妈的快快来到吧！若完大家就一块完，快点完。别他妈的啰嗦，别他妈的费事。这样的活着干什么，不死不活的，活受罪。”
马伯乐想了一大堆，结果又想到他自己的身上去了：
“这年头，真是大难的年头，父母妻子会变成不相识的人，奇怪地，变成不相干的了。还不如兽类，麻雀当它的小雀从房檐落到地上，被猫狗包围上来的时候，那大麻雀拼命地要保护它的小雀，它吱吱喳喳地要和狗开火，其实凭一只麻雀怎敢和狗挑战呢？不过因为它看它的小雀是在难中呵！猫也是一样，狗也是一样，它若是看到它的小猫或小狗被其余的兽类所包围，哪怕是一只大老虎，那做大狗的，做大猫的，也要上去和它战斗一番。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是它看它自己所亲生的小崽是在难中。可是人还不如猫狗。他眼看着他自己的儿子是在难中，可是做父亲的却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为什么他不爱他的儿子呢？为着钱哪！若是儿子有了钱，父亲就退到了儿子的地步，那时候将不是儿子怕父亲，将是父亲怕儿子了。父亲为什么要怕儿子呢？怕的是钱哪！若是儿子做了银行的行长，父亲做了银行的茶房，那时候父亲见了儿子，就要给儿子献上一杯茶去。父亲为什么要给他倒茶呢？因为儿子是行长呵！反过来说，父亲若是个百万的富翁，儿子见了父亲，必然要像宰相见了皇帝的样子，是要百顺百从的。因为你稍有不顺，他就不把钱给你。俗话说，公公有钱婆婆住大房；儿子有钱，婆婆做媳妇。钱哪！钱哪！一点也不错呵！这是什么世界，没有钱，父不父，子不子，妻不妻，夫不夫。人是比什么动物都残酷的呀！眼看着他的儿子在难中，他都不救……”
马伯乐想得非常激愤的时候，他又听到有人在敲他的门。他说：
“他妈的，今天的事特别的多。”
他一生气，他特别的直爽，这次他没有站到门后去，这次他没有做好像有人要逮捕他的样子。而他就直爽爽地问了出去。
“谁呀！他妈的！”
他正说着，那人就撞开门进来了。
是张大耳朵，也是马伯乐在大学里旁听时的同学，也在马伯乐的书店里服过务。他之服务，并没有什么名义，不过在一起白吃白住过一个时期，跟马伯乐很熟，也是马伯乐的穷朋友之一。
他说话的声音是很大的，摇摇摆摆的，而且摇得有一定的韵律，颤颤巍巍的，仿佛他的骨头里边谁给他装设上了弹簧。走路时，他脚尖在地上颠着。抽香烟擦火柴时，他把火柴盒拿在手里，那么一抖，很有规律性地火柴就着了。他一切动作的韵律，都是配合着体内的活动而出发的。一看上去就觉得这个人满身是弹簧。
他第一句问马伯乐的就是：
“黄浦江上大空战，你看见了吗？”
马伯乐一声没响。
张大耳朵又说：
“老马，你近来怎么消沉了？这样伟大的时代，你都不关心吗？对于这中华民族历史开始的最光荣的一页，你都不觉得吗？
马伯乐仍是一声没响，只不过微微地一笑，同时磕了磕烟灰。
张大耳朵是一个比较莽撞的人，他毫不客气地烦躁地向着马伯乐大加批判起来：
“我说，老马，你怎么着了？前些日子我在街上遇见你时，你并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你是愤怒的，你是带着民族的情感很激愤地在街上走。因为那时候别人还看不见，还不怎样觉着，可以说一点也不觉着上海必要成为今天这样子。果然不错，不到一个月，上海就成为你所预言的今天这个样子了。”
马伯乐轻蔑地用他悲哀的眼睛做出痛苦的微笑来。
张大耳朵在地上用脚尖弹着自己的身体，很凄惨地，很诚恳地招呼着马伯乐：
“老马，难道你近来害了相思病吗？”
这一下子反把马伯乐气坏了。他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想：
“这小子真混蛋，国家都到了什么时候，还来这一套。”不过他没有说出来。
张大耳朵说：
“我真不能理解，中国的青年若都像你这样就糟了。头一天是一盆通红的炭火，第二天是灰红的炭火，第三天就变成死灰了”
张大耳朵也不是个有认识的人，也不是一个理论家。有一个时候他在电影圈里跟着混了一个时期。他不是导演，也不是演员，他也不拿月薪，不过他跟那里边的人都是朋友。彼此抽抽香烟，荡荡马路，打打扑克，研究研究某个女演员的眼睛好看，某个的丈夫是干什么的，有钱没有钱，某个女演员和某个男演员正在讲恋爱之类。同时也不能够说张大耳朵在电影圈里没有一点进步，他学会了不可磨灭的永存的一种演戏的姿态，那就是他到今天他每一迈步把脚尖一颤的这一“颤”，就是那时候学来的。同时他也很丰富地学得银幕上和舞台上的难得的知识；也知道了一些乐器的名称，什么叫做“基答儿”，什么叫做“八拉来克”。但也不能说张大耳朵在电影圈里的那个时期就没有读书，书也是读的，不过都是关于电影方面的多，《电影画报》啦，或者《好莱坞》啦。女演员们很热心地读着那些画报，看一看好莱坞的女明星都穿了些什么样的衣服，好莱坞最新式的女游泳衣是个什么格式，到底比上海的摩登了多少。还有关于化妆部分的也最重要，眼睛该涂上什么颜色的眼圈，指甲应该涂上哪一种的亮油好呢，深粉色的还是浅粉色的？擦粉时用的粉底子最要紧，粉底子的质料不佳，会影响皮肤粗糙，皮肤一粗糙，人就显得岁数大。还有声音笑貌也都是跟着画报学习。男演员们也是读着和这差不多的书。
所以张大耳朵不能算是有学问的人。但是关于抗日他也同样和普通的市民一样的热烈，因为打日本在中国是每个人所要求的。
张大耳朵很激愤地向着马伯乐叫着：
“老马，你消沉得不像样子啦！中国的青年应该这个样子吗？你看不见你眼前的光明吗？日本人的大炮把你震聋了吗？”
马伯乐这回说话了，他气愤极了。
“我他妈的眼睛瞎，我看不见吗？我他妈的耳朵聋，我听不见吗？你以为就是你张大耳朵，你的耳朵比别人的耳朵大才听得见的呀！我比你听见得早，你还没有听见，我便听见了。可以说日本的大炮还没响，我就听见了。你小子好大勇气，跑这里来唬人。三天不见，你可就成了英雄！好像打日本这回事是由你领导着的样子。”
马伯乐一边说着，张大耳朵一边在旁边笑。马伯乐还是说：“你知道不知道，老马现在分文皆无了，还看黄浦江大空战！大空战不能当饭吃。老马要当难民去了，老马完了！”
马伯乐送走了张大耳朵，天也就黑了。马伯乐想：
“怎么今天来好几个人呢？大概还有人来！”
他等了一些时候，毕竟没有人再来敲门。于是他就睡觉了。
